撇清红会后社监委还需进化

 人们并不是跟某个委员过不去，而是希望他们履职所依托的制度平台能够更加公正透明，能够体现更充分的公众参与，而不是自说自话的“被独立”。

日前，陷入质疑风波的中国红十字社会监督委员会在召开中期会议时表示，将不再与红会有任何利益关系。这一“撇清”的表示，虽然语焉不详，但多少算是对日前“公关部”“卧底”等说法的一个正面回应。

从以“独立第三方监督机构”面目出现引起关注，到现在屡屡受到质疑，社监委的遭遇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公信力故事的缩写。平心而论，成立半年来，由15名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社监委确实做了一些事，在成都红会捐款箱长毛事件、芦山地震期间辟谣等慈善事件中都有所表现，其中一些委员的监督作为，确实也给人们带来一种新气象。不管怎么说，社监委的出现，迈出了红会由封闭式运作到开放透明的第一步。尽管，这一步离公众的期待还有不小距离。

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还是被疑被骂，这种尴尬，还不能简单归为“塔西佗困境”的后果。打铁还需自身硬，社监委既然亮出了“独立第三方”的牌子，就必然要接受公众的审视和检验。

某种意义上，社监委写出了红会公信力这部情节曲折的大戏的续集。红会出了信任问题，人们觉得，红会不能唱独角戏，需要监督机构来介入和制约。而现在，监督机构又陷入信任风波，人们又发现，监督者本身也需要被监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谁才是够格的监督者？

有专业的制度做保证，才会有专业的监督。仅仅是“撇清”利益关系，基本还停留在对“拿人手软、吃人嘴短”等功利逻辑的防范，距一个真正独立的专业监督机构还有差距。从制度层面反思，社监委与红会的利益关联，是机制安排的一种衍生物。

实际上，社监委委员并非社会公选，而是受红会邀请，以志愿者身份提供建议及监督。正如王振耀所说，社监委是咨询性监督，并非体制性监督，这种监督模式虽然相比以前是一种改革的尝试，但依然没有彻底斩断与被监督者的脐带，天然地打上了利益烙印。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社监委的不少委员们表现得很敬业甚至很专业，却也免不了遭遇怀疑的目光。因为，人们并不是跟某个委员过不去，而是希望他们履职所依托的制度平台能够更加公正透明，能够体现更充分的公众参与，而不是自说自话的“被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撇清”之后，社监委还需要继续“进化”，慈善机构的监督机制更有待于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