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如何走上“不归路”

张曙光于刘志军既是工作上的先锋官，也是逞私欲的服务人；刘志军于张曙光既是仕途中的贵人，也是贪腐的保护伞。这样的“主仆关系”一旦形成，既可控制内部的反对声音，又可对抗外部的监督查处，为害极大。对于官场中利益勾结“铁板一块”的非正常上下级关系，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并通过权力制衡和制度约束予以有效破除。

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因涉嫌受贿4755万元，近日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已受理此案。据指控，张曙光受贿时间跨度从2000年至2011年落马前，受贿数额共计4755万元，行贿者多是民营企业，张曙光把许多高铁项目交给多家民企，从中收受巨额贿赂。（9月4日《北京青年报》）

跟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处心积虑培植关系网，通过代理人获取利益的方式不同，张曙光是明目张胆地搞权钱交易，单子给了民营企业，企业给予他巨额贿赂。不管是在任客车处处长之时，还是在运输局局长任上，张曙光从来没有收回贪贿之手。实际上，发现他在项目建设和设备采购中的腐败迹象并不难，因为铁路工程和设备的招投标，都有“货比三家”的过程，而张曙光一直关照的一家民营公司生产的“蓝箭”列车，始终存在技术指标落后于同类产品的软肋，这在行家的眼里一目了然。

但是，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这个盖子就是没能揭开。这说明铁路系统内部的权力监督出现了真空，张曙光上得刘志军等人的照应，下能通过利益均沾或者滥施淫威让知情人闭嘴，以致失控的权力不断扩大腐败的黑洞。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还是得在招投标过程中强力贯彻技术和质量至上的法则。想做到这一点，仅靠决策者的自觉和内部监督是不够的，还有赖于外部的举报和查证。如果外有内行的审计人员紧盯账目，内有秉持良知的工作人员敢于说话，张曙光及刘志军等人就不可能一手遮天。

从公布的案情中还可以看出，张曙光的仕途起伏再次印证了一个道理:带病提拔，后患无穷。2001年，身为客车处处长的张曙光曾经受到过铁道部纪检部门的审查，被指利用权限擅自决定采购乡镇企业生产的产品，但由于没有书面证据，审查不了了之。张曙光也因此被调岗，目的是让他“离招投标远点”。然而，刘志军在2003年3月出任铁道部长后，迅速将坐冷板凳的“哥们儿”张曙光提拔起来，委以重任。张曙光由此开始了第二轮疯狂的贪贿。近年曝光的多起贪贿大案一再显示，有过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前科的官员，在重新起复后很少彻底改过自新，多数都会变本加厉地渔色敛财。因而，从组织原则来说，应该将避免“带病提拔”定为一条铁律，有过贪贿污迹的干部无论如何不能放在重要岗位上。这样，即使刘志军有强烈的任用张曙光的意愿，也过不了组织程序这一关。

张曙光案的第三个启示是:对于官场中利益勾结“铁板一块”的非正常上下级关系，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并通过权力制衡和制度约束予以有效破除。刘志军和张曙光虽然捞钱的风格不同，但他们有着极为融洽的工作关系和亲密的私人交情。在正当工作上，刘志军的想法要靠张曙光落实执行;而在贪污腐败上，也是在张曙光的配合下，刘志军的代理人丁书苗才得以获取数亿元的非法利益。也就是说，张曙光于刘志军既是工作上的先锋官，也是逞私欲的服务人;刘志军于张曙光既是仕途中的贵人，也是贪腐的保护伞。这样的“主仆关系”一旦形成，既可控制内部的反对声音，又可对抗外部的监督查处，为害极大。上下级关系融洽，自然有利于开展工作，可是如果“融洽”到了可以共同犯罪的地步，那就成了灾难。尤其是像刘志军、张曙光这样位高权重者无所不至的联手，定会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除此而外，张曙光还利用贪贿所得在美国购置豪宅，沽名钓誉炮制虚假著作谋求当上中科院院士。官员如果对自己的贪念不加约束，公权力如果不能得到监督制约，能吏变成阶下囚的故事就会不断上演。这是张曙光个人的悲剧，也是每个为官者都应该警惕和防范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