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吃喝公园”说不，要恩威并施

日前，广州市法制办发布《广州市公园条例（草案征求意见）》，其中多项规定引起热议。

条例规定，禁止政府投资建设和管理的公园建设会所、酒吧、高档餐馆、夜总会、酒店、宾馆等不符合公园功能或有碍公园景观的设施。

公园管理机构应当将临近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需要安静氛围场所的公园场地划为安静休憩区，不得进行喧闹的健身、娱乐等活动。违者拒不改正的，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今年4月，《人民日报》记者到北京、成都、广州等地暗访“吃喝公园”，流花湖公园榜上有名。记者发现有11家规模大小不等的高档酒楼及西餐厅深入公园腹地。当然，内设会所、酒吧、餐馆、酒店等高档消费场所的公园绝不止流花湖公园。多年来，本埠媒体不断曝光“吃喝公园”现象，可惜多半是雷声大雨点小，动不了他们一根毫毛。

公园具有公益属性，是全体百姓公共活动的场所，特别是政府投资建设，或由公众开辟出来的公园（东山湖公园、流花湖公园，就是上世纪50年代，广州十余万市民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劳动建成），这些公园理应属于全体老百姓。管理方将公园圈起来，租给商家做生意，收取不菲租金，“靠园吃园”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以权谋私，侵犯公共利益。1998年3月1日起施行的《广州市公园管理条例》明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公园用地，不得擅自改变公园用地性质。”今年5月，住建部再次发文，《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园管理的意见》重申，严禁在公园内设立为少数人服务的会所、高档餐馆、茶楼等。

“吃喝公园”屡禁不止，固然是公园管理失职甚至渎职的结果——大多数城市公园坐落城市中心，寸土寸金，想发财的话，唾手可得，用不着去招商，商人会把钱送上门来。面对如此情势，一些不自觉的管理者，往往就把持不住，偷偷打起公园的主意。但“吃喝公园”的成因也远非这么简单，它与公园变迁史亦有关系。

上世纪80年代，公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为应付公园日常运转，不少公园选择让高档消费场所进园经营。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公园的公益性得到重视，大多数免费向公众开放。免费之后，没了门票收入，财政补贴往往又跟不上，一些公园只能靠与企业合作来填补资金缺口。此外，公园有时也很被动，很无奈。觊觎公园这块“肥肉”的商家太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且“来头”都不小，公园得罪不起。有时，即使商家进园之后改变经营项目，公园也无可奈何。

广州“吃喝公园”，一果多因且冰冻三尺，大部分属“历史遗留问题”，靠一纸“条例”，能有多大效果？整治“吃喝公园”乱象，需要胡萝卜加大棒，恩威并施。一方面，言出必践，令出必行，行必有果。要让“条例”硬起来，还园于民，就要拿出铁的手腕，像拆违建一样，该拆就拆，该封就封，不能欺软怕硬，留下后患。哪家公园设了哪些高档消费场所，公众有目共睹，整治“吃喝公园”，不妨向公众监督借力，利用舆论力量，向经营方施压。另一方面，将高档消费场所清出公园，断了公园这条财路，也要正视公园的经营状况，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让其能够维持正常运转。不能只做减法，不做加法，“不给马儿草，又要马儿跑”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