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养老问题需要建立过渡性机制

 本报评论员　李星文

“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个人和国家各出一些钱，以社区为单位办起“日间照料所”，对老人的就餐和医疗提供基本服务。因为经费有限，条件必然比较简陋，但正因为条件简陋，各地都可以在花费不多的情况下把这件事做起来。”

昨天是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重阳节，恰恰也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出台以来的首个法定“老年节”，这也为今年的重阳节带来了超乎往年的关注。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据统计和估算，2012年底中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2020年将达到2.43亿，2025年将突破3亿。老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养老的模式却双线遭遇“狙击”：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因为“4—2—1”家庭倍增，渐渐成了年轻人的“不能承受之重”；机构养老也因经费问题而形成了“公立的住不上，私立的住不起”的格局。老龄化社会近在眼前，整个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不能不令人担忧。

客观来讲，现在以85后和90后为主的年轻人，面临着比他们父兄辈更大的生活压力，在大中城市房价高高在上的大背景下，城市青年如果仅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住房问题就够他们忙活二十年的。更何况，他们还要结婚、生子、维持相对体面的日常消费。仅仅以经济状况来说，他们在35岁以前回馈父母的能力有限。农村青年如果守在家乡务农，自然不必面对大山一样的住房问题，但在农村的工作机会少，收入水平低，在满足小家庭的生活所需之后，能用于养老的钱也不可能太宽裕。事实上，35岁之内的农村青年很少有人固守土地，他们多已进城谋生，不得不和城里人一样面临“大不易”的居住问题。生计问题限制了年轻人的经济实力，为生计而奔波又占用了其主要时间，这就导致了他们在养老问题上“既没钱，又没时间”，也就难怪“养儿防老”很多时候变成了“养儿啃老”。

在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环境下，基本养老主要由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来承担。国家每年要有固定预算用于养老院的兴建和运营，老人们年轻时缴纳的养老保险金开始发挥作用，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这样，老人可以在居家养老和入院养老之间进行选择，生活费和零用钱也不会成为问题。然而现状却是，国家用于养老的投入有限，公立的养老院很难住进去，“十年等一床”并不鲜见，私立的养老院则偏于盈利性，高昂的费用足以将大多数老人挡在门外。而养老金制度建立的时日尚短，加之通货膨胀问题屡发和养老基金管理不佳，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巨大。

在新旧制度接轨的艰难缝隙中，在投入欠账和新生问题对养老机制造成扰动之时，需要用一些更为灵活的办法来解决问题。首先，在家庭养老方面，父母对子女的支撑是毫无保留的，儿女应该扪心自问是否也能做到这一点？经济能力有限，“有我一口，就必有你一口”总应该做到。时间精力不够，但总不至于连一周看望一次父母的时间也挤不出来。中华民族素有讲究孝道的传统，如今竟然到了需要通过立法来逼使子女“常回家看看”，这不是一种法制完备的荣耀，而是一种精神迷失的耻辱。

其次，在社会养老方面，指望国家加大投入把基本养老包下来，短期内看并不现实；指望盈利性民办养老院发善心大幅降低收费，同样不切实际。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个人和国家各出一些钱，以社区为单位办起“日间照料所”，对老人的就餐和医疗提供基本服务。因为经费有限，条件必然比较简陋，但正因为条件简陋，各地都可以在花费不多的情况下把这件事做起来。

养老问题牵涉面广，真正解决要靠国家的投入和制度的规范，没有十年以上的时间很难彻底见效。但时间不等人，即使没有万全之策，也要从家庭和社会两方面着手，尽快建立过渡性机制，让白发人群老有所依，老有所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