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社会要有“最高限度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并公布三起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典型案例。意见内容强调“从严惩治，从严执法”，严惩性侵幼女、校园性侵等行为。

当前，对未成年人实施奸淫、猥亵，诱骗、组织、强迫未成年少女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案件之恶劣令人发指，社会反响强烈。研究并发布《意见》，正是对这类案件进行全面搜集，对法律适用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梳理，集中回应并解答性侵幼女的罪名认定、处罚、赔偿、预防等各种法律问题。

不伤害未成年人是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保护未成年人是社会共识，整合权力给予未成年人全方位的保护，现在直接体现为实实在在的国家手段。《意见》甚至带有法律宣言色彩，“最高限度保护”、“最低限度容忍”，指导思想旗帜鲜明。这种国家重视也不单体现在法律层面。就在今年9月，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四部门发布《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意见》，这是对教育领域的保护进行的全面部署。

性侵案一再发生，其他伤害未成年人的案件也不少，虐童案、挖眼案等等，无一不给人留下惨痛的记忆。毫无疑问，未成年人是最易受到伤害的群体，也是自我保护能力最弱的群体，惟其如此，对他们的保护，能不能做到“最高限度”，能不能把未成年人的安全“武装到牙齿”，是国家能力的体现。

市场经济、社会管理当中，普遍的主张是国家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该干预的少干预，应当管理的要管好。在很多领域，国家就要退出，譬如政府向下放权，减少“作为”，顺任市场、社会的自然运转，成为“小政府”。但“小政府”不等于“弱政府”，不等于减弱国家力量。为什么性侵案一再发生？为什么因为惩罚、赔偿一次次出现争议，有那么多受害者受到了“二次伤害”？从这个背景看，国家的保护力量需要反思。法律有没有漏洞，日常的管理是否到位，其实很多问题是需要提前、及时考虑到位的。保护普通个体，是要彰显国家的强大力量，在这个领域，国家不能退出，是需要积极主动的强化责任，有所作为。

现在国家层面的回应如此集中，态度如此鲜明，就不能简单理解为受到了案件、社会影响的触动，或者说是一种事后的回应与跟进。国家深入社会层面，为所当为。全方位部署力量，综合考虑各种细节，把对社会、公民的保护提升到更高级别，各种努力体现为无所不用其极的努力，这本是现代国家应当主动积极展现的保护力量。

通常情况下，国家设置了各种机构，各门类法律齐全，如果普通人受到了伤害，可以利用这些国家力量和资源寻求保护，譬如报案与受理，诉讼与司法审理，等等。但性侵案中，成年人对未成年人施加伤害，孩子是完全的弱势，相对而言，这种国家保护力量显得被动。提升安全级别，完善法律及其适用，提供综合保护方案，等等，体现国家保护力量的前置、强化，是更积极主动的作为。

国家保护社会、普通个体，要尽“最高限度”，从根本上体现国家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