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治酒驾一样治医闹是否可行？

医患双方的任何一方若有偏离底线的行为，都将破坏医患关系，危害公众医疗环境，这样的行为必须被法律严惩。

针对伤医杀医事件频发，以及上周深圳一名导诊护士因阻止患者插队而遭殴打事件，深圳市人大近日专门召开座谈会。深圳计划在国内率先针对“解决医患矛盾”立法，法规争取明年出台。该市一位人大代表表示，“要像治理酒驾醉驾那样去治理医闹”，对于暴力伤医、医闹问题，须采取零容忍态度。

当暴力伤医和医闹事件发生后，作为受众，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反应模式：首先是因气愤而拍案而起，然后开始分析极端事件背后的客观原因；一番分析之后，存在于我国医疗体制中各种深层次的问题，不断地涌上心头——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医保制度不完善、医患缺乏互信、医疗纠纷第三方处理机制缺失等等。然而，原本的焦点在深刻思考中不断变得模糊，本来应该从速解决的问题，在拖拖拉拉之中成为尾大不掉的老大难。

为“解决医患矛盾”立法，以立法形式解决目前医疗体制中的突出“症状”，深圳市立法机关的治理思路，应该给予肯定。

也许是中国式标本兼治的理性思维，对我们的影响过于根深蒂固。面对复杂的医患关系，一句“患者和医生都是现行医疗体制的受害者”，泄了多少严惩凶手的义气。再一句“缓解医患关系的出路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样的理性思考，又让多少有力的拳头最终落在棉花堆中。

深圳市人大代表所说“像治理酒驾醉驾那样去治理医闹”，听起来十分铿锵，在实践中是否可行？乍一听，感觉这位人大代表似乎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开车不该饮酒以及酒驾的危害，其中道理显而易见，于是“醉驾入刑”立法得到公众一致拥护。然而，实施暴力的患者以及医闹者，有的久病难愈，有的为治病背上沉重负担，还有些人是受“心魔”驱使……面对这样复杂的群体，尤其是其中违法情节较为轻微的患者，对他们采取严格、强制的法律措施，是否有悖情理，是否能够得到公众的一致认可，确实存疑。

但从这位人大代表的建言中，我们却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开车不饮酒是驾驶员必须遵守的底线，偏离底线的行为将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因此必须严惩。酒驾入刑效果很好，这个好的示范向我们展示了底线管理的效力。基于底线思维的底线管理，是公共管理中的重要方式。一个有效的底线管理，明确了突破底线的后果、守住底线的措施，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减少负面影响并促进社会发展。

在以立法解决医患矛盾之前，我们必须明白，立法的效用何在？立法就是为医患矛盾的双方设置各自明确的底线。遵守医院秩序、配合医护治疗，是每一位患者的底线；不拿回扣、不取红包，谨记“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则是医者的底线。医患双方的任何一方若有偏离底线的行为，都将破坏医患关系，危害公众医疗环境，这样的行为必须被法律严惩。

不能等到各项深层次的医疗改革都到位之后，再去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期待暴力违法行为的倒逼改革效果，这样的思路更有问题。深圳“解决医患矛盾”立法努力的积极作用是，在宏大的、深层次的问题一时难以全面解决之前，首先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突出矛盾。这种“症状”优先的思维方式，似乎有悖于我们的传统理性，但在我们的社会中，暴力伤医、医闹等原本偶发的事件已几乎成为现象之时，在治本之前，针对“症状”的治理确实已经刻不容缓。

伤害医护人员、破坏医院秩序的行为，让医者失去尊严，在此情况下何谈医德医风？暴力行为让医院如战场，在此情形下何谈保护患者权益？对于暴力伤医、医闹问题采取零容忍，并不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供一个稳定、良性的环境。健康的医疗环境是医改得以推进的必备基础，为医患双方确定必须遵守的底线，与深化医改是并行不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