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子讨车”与底层沦陷

摩托车被厦门金山派出所民警暂扣了，非法载客的苏某竟跑到派出所大闹，还让他的老婆把两个小孩，一个一岁，一个三岁，丢在值班台上。说摩托车不还给他，就得帮他养孩子，而且一丢就是整个晚上。派出所民警不得不当起了“奶爸”。18日，这个爸爸因涉嫌扰乱派出所单位秩序被拘留了。（11月19日《海峡导报》）

该事件有这么个细节：“妈妈，我要妈妈！”两个孩子哭着追着妈妈一路小跑，但苏某的老婆头也不回，狠心走出派出所大门。

相信家有幼儿的，看到这片段都会心酸。对自己孩子都这样，你真的很难指望他们自觉地遵循法律。

想起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观点：当生存生态恶化，底层沦陷要比整个社会沦陷的速度更快，沦陷程度更深，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抵御沦陷的全过程。“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抵御沦陷的全过程”，苏某是否有更多资源我们不知道，但生活应该不宽裕。事实上他已经迈出了“沦陷”的步伐，而“沦陷”的受害者首先是自己舐犊之情的幼儿。

如果说苏某只是迈出步伐，那么昨天广州的两则新闻却让人震惊。一个是深圳宝安区，短短五年，被发现的未婚妈妈杀婴案就有10起；另一则是广州贫穷女菜农徐月妹，因为孩子受伤的赔偿问题，在小学教学楼推女儿下楼、抱儿子跳下。儿子死去，女儿重伤，自己生死未卜。

当底层在心灵、道德和行为上走向沦陷，承担这些压力的还有基层管理者。厦门金山派出所遇到的这案例，我们也看到耐人寻味的另一个细节。苏某第一次被查就诉说有孩子要养，当时警察让他回家。可以说，在情与法之间，他们最大程度地给予了宽容。但这没能让苏某抵御他的沦陷，在新的违法面前，警察也不得不选择了“法不容情”。事实说明，对底层在穷困中的沦陷，执法上个别的柔情与宽松可以带来些许温暖，但很难阻止其趋势。

新闻最怕串起来读。明年澳门将继续实施现金分享计划，也就是向每个居民发“民生红包”，对此我们这边有专家称这是“懒政”，没借鉴意义。

贬低往往就是抗拒。从2008年初上海政协委员刑普提出发“全民红包”，贬低之声就不绝于耳，有人说大家都发钱了，财富没增加，等于啥也没做。但耐心算一下就知道，亿万富翁收到1万元和月入两千的人收到1万元，会一样吗？“全民红包”某种程度上是绕开具体阻力，直接摊薄贫富差距。所以当欧元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也这样建议中国时，拿经济规律说事的声音就没了。不料现在又冒出个“懒政说”。

我们不知每个人口五千或一万的“民生红包”对苏某、对徐月妹等家庭有没意义，他们会不会像某些专家一样反感这样的“懒政”。但我们知道，这类政策在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地已实施一段时间，我们内地的穷人应该比他们更需要这一“懒政”。

“懒政”的另一个意思就是举手之劳。当人们为这样的“举手之劳”呼吁了五六年依然被充耳不闻，很让人担心，我们到底愿意拿出什么勤勉之策，来抵御日渐扩大的底层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