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作假案比一般司法腐败更恶劣

司法不能沾染上些许牟利的动机。一旦案件的裁判与法官个体或法院的经济利益挂钩，任何可能的腐败都将从中滋生。

在司法腐败的诸多种类中，法官与当事人串通作假案可能是最恶劣的一种，因为这不仅败坏了司法裁判的公正立场，更对另一方当事人造成了直接的侵权伤害。发生在河北武邑的这桩民事错案，就是典型的例证。

儿子为了抢得父母位于北京的房产，伪造证据并请托法官，联手炮制了一出将七旬父母逐出家门变卖房产的人伦悲剧。我们在唾弃身为人子却良知丧尽的同时，更为案件中法官“惟利而不惟义”的行径感到愤慨。法官作为操持司法的人，原本肩负着矫正违法、输送正义的职责，却在本案中蜕变成歪曲事实、戕害正义的帮凶。从性质上看，这较之一般的刑事冤假错案更为恶劣。

要想无中生有地炮制出一桩诉讼，需要在很多环节“翻云覆雨”。回顾本案一审、二审全过程，虽然不同的法官在其中上演的戏份不同，但从根本上说，都逃不出一个利益的引诱。管辖环节，本应由不动产所在地北京市东城区法院管辖，却因法官想“揽个大案子为庭里创收”而违法管辖，推杯换盏之间，立案的理由也由不动产纠纷变成财产侵权；庭审环节，主审法官不经质证便采纳伪证并故意作出枉法裁判，为的无非是好处费；而发现问题的法院领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却是当时“各庭都有创收任务”。一旦法官或法庭有了自己的私利，正义的运送通道便转变为一种可供勾兑的资源。

与其他司法腐败案件一样，重金利诱、人情关系、单位利益，这些很可能匍匐在个案之中的“潜规则”，时刻影响着法官的判断。我们无法将法官坚守正义的品质寄托在人性完美上，也不能指望立法的规范能够一劳永逸地竖起“达摩克利斯之剑”，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按照法律规范的要求，对每一个违法的司法行为进行严密的责任追究？庆幸的是，这起错案最终得以纠正，3名涉案法官被定罪判刑。但是，我们仍要追问一句：为什么编织了那么严密的制度笼子，依旧未能阻止此类假案的发生？

当然，个别法官的堕落并不能代表整个队伍，况且该案发生在将近十年前。不过，该案对今天仍然具有警示意义：司法不能沾染上些许牟利的动机。一旦案件的裁判与法官个体或法院的经济利益挂钩，任何可能的腐败都将从中滋生。就当下的司法现状，防止腐败，既要确认并保障法官体面生活的权益，也要对“拿了不该拿的”行为严格惩治，双管齐下才能有效防范此类腐败的再度发生。

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