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贵州黔南州民众想找有关部门解决问题,却发现十几二十个部门都搬了家。州信访局、公安局办证大厅等十几个州直单位办公楼被拆,一栋州民政局办公楼甚至装修还没结束就拆了,全都商贸楼、精神病院临时租住。一份棚户区改造项目公示称,此次拆除是为了建广场、修公园,州直机关将整体搬到在建的东部新城。(据央视《焦点访谈》16日报道) 黔南州主政者一声令下,当地棚户区改造就开始了,不过里面藏着很多猫腻,多栋政府大楼和居民楼,被当成危旧房迅速拆了。 官员热衷于大规模拆建原因有几个:一则,借助棚户区改造的机会,绕开不准大拆大建的规定,让政府大楼能浑水摸鱼获批;二则,通过所谓的改造工程,对城市重新规划安排,以满足权力的独特审美;三则,通过一系列建设工程,拉动当地GDP发展,为官员换取不菲政绩;四则,城市综合体、绿地花园建设,能够抬高原有土地价格,延续政府的土地财政。 仔细观察可知,官员按照个人意思改造城市,和大家小时候玩的过家家很像:完全根据自己的喜怒哀乐随意“建设”;“建设”过程中随意修改原有的蓝图;建成后不满意选择彻底推倒重建;每人都会抛弃他人已经开工的作品。不同之处在于,孩童过家家只是没有成本的童年游戏,官员“过家家”会造成几十亿的社会资源浪费。 换言之,主政者在规划城市中得到的好处,公众和社会需要为此支付数倍的成本。譬如,公众办事无门会影响生意、工作,市民的生活也不得不辗转奔波,纳税人的钱被拆得七零八落,还要额外支付办公场地的租金,将来要在畸形房产市场高价买房,更何况拆建中贪腐可能性很大。“政府请客,公民埋单”的城市规划,无须负责的官员孳生“过家家”思维,无约束的权力又将其弊端放大,最终披上千篇一律的水泥外衣,而不是公众心目中那个温情的家。 一个投资型的地方政府,具有最原始的逐利冲动,这是黔南官员不顾中央禁令和民心向背重新造城的根本原因。他们把能拆的迅速拆掉,以求“生米煮成熟饭”,继而“绑架”上级的安排,在隔靴搔痒的处理后,工程热火朝天干起来。据调查,我国大部分地市有造新城规划,这种“霸王硬上弓”的改造,很可能是打着城镇旗号,将接二连三在各地曝光。也就是说,若找不到一个破局的良法,全国都将为住不起的城市付出代价。 别再让官员在城市规划中“过家家”,首先要让地方主政者为此付出代价,谁违反禁止大拆大建的规定谁下台,并且要为造成的损失负法律责任。其次,城市规划必须有更严格程序,问询民意、求助专家、组织听证,并且将审批权交给上一级政府部门,不能自行其是。再次,地方政府必须通过改革达到“治理的现代化”,摆脱投资型政府和土地财政的羁绊,收回对市场、社会的干预做一个本分的服务型政府。 城市并非“过家家”用的沙盘,不能有了新规划就推倒重来。因为,每一座充满历史的城市,都布满了公众自发的“微改造”:为城市雕琢时间带来的人文底蕴,为个人塑造祖先传承的精神面貌,为生活涂上自由开放的流光溢彩。权力的大刀阔斧,造不出城市艺术,资源浪费也太甚,理应缓上一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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