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交往如何面对“挤对中国”

中国已发展成全球最开放、最自由且较为强壮的经济体，中国的利益也更多地体现出外部性趋向。相对滞后的对外话语体系，急需加快构建。

1月23日，在瑞士达沃斯的一场论坛上，知名国际政治学者、“软实力”观点提出者约瑟夫·奈不认可中国维护海权之举，认为其“对自己的软实力是一种伤害”。与会的中国大连万达董事长王健林当场表示不满：“你公开挤对中国，我觉得起码不太礼貌。”并指出中国13亿人的看法不会与约瑟夫·奈一致。

发生在达沃斯论坛的这一幕，看似有些戏剧性，实则要严肃得多。近年来，随着在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中位次的前移，中国成为全球舆论场的高频词，对中国前景的预测及现状的跟踪已成显学。然而，外界对中国的解读，往往与实际情况以及民众观感存在落差，特别是在宏观战略层面。

之所以存在这种认知差异，大约出自三方面原因，一是对中国缺少实质性了解；二是借中国学之热故意哗众取宠，以谋利益；三是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的差异造成了思维基础的差异。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客观来看，那些针对中国的外部判断，通常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广泛的传播力。即使存在显而易见的偏差，我们在学术分量、立场表达等方面，都少有与之对等的回应。这其中，既有国际语境强弱的原因，也与我们的固有传统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演变经历了遭遇外部强压和向外部学习两大阶段，这两大阶段留给对外话语体系中的惯性，一是不会与外界对话，二是与外界对话不自信。

今天，中国已发展成全球最开放、最自由且较为强壮的经济体，中国的利益也更多地体现出外部性趋向。在这种情况下，相对滞后的对外话语体系，急需加快构建。

构建现代对外话语体系，首先需要学术建设上取得可观成果。只有获得超过他人的智力成果，面对显然存在认知偏差的“挤对中国”论时，才能作出强有力的回应。其次，面对“挤对中国”之说，从企业家到学者，民间应该发出更响亮的声音。那些如王健林一样走上国际舞台的企业家，未来应有更好的表现。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应该是相对开放的体系，形成官民共同发声的态势，这不仅对纠正外界对中国的认知偏差有助益，而且对那些刻意抹黑中国之举，也是强有力的回击。

当然，回应外界针对中国的言词，也需要分清，什么是善意什么是恶意。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是面对“挤对中国”的基本功课；做大国公民，是今天开放的中国对每个人提出的要求。

本报特约评论员 迩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