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保护局”，这个可以有！

针对日前媒体报道的受虐儿童保护中面临的诸多困境，广东省妇联权益部部长杨世强建议，广州可探索建立类似“儿童保护局”的机构，负责解决儿童受虐评估、预防、临时保护，寻找合适的抚养家庭等问题。这一建议在市“两会”引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热议。有的代表委员赞同，有的则反对，认为“专门设局‘不靠谱’，义工组织‘最可行’”。（2月19日《信息日报》）

“一尺三寸婴，十又八载功。”儿童不只属于家庭，更是国家和全社会最宝贵的群体。因此，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尤其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应有的保护。近年来，我国儿童受到伤害的事件频繁发生，特别是数起性侵幼女案的曝光，引发人们对少年儿童生存现状的极度忧虑，加强对他们的保护的呼声，也逐渐高涨。为此，笔者以为，建立类似“儿童保护局”的机构，不失为开展儿童救助保护的现实之举。

业内人士曾总结，我国的儿童福利正面临“三无”的尴尬局面，即没有专门的儿童福利法，没有专门的儿童福利专业化人才，没有普及的儿童设施规划。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目前，我国福利制度的建设水平总体上还处于“嵌入型”的状态，这也导致了在社会福利制度的单独序列中，缺乏独立的儿童福利制度，而多是以救助型为主的制度设计。虽然，自新中国成立后，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旨在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但法律实践与儿童权益保护的特殊要求之间的差距，依然顽固存在。从这一角度来说，成立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将有利于我们从社会层面推动儿童保护工作，真正保护好儿童权益。

同时，在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设置方面，国外已有先例。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就通过立法设置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将儿童保护工作纳入政府工作职能范围。隶属于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儿童与家庭局，正是从国家机构的最高层面，指导和推动州、县以及各个专业服务机构的工作的核心。所以，美国的儿童保护反应机制可以做到“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个侵犯儿童权益的个案，都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自上而下地获得最大程度的关注和支持。

反观我们国家的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救助机构，它们多是分散在民政和妇联等部门。因为诸多现实原因，这些部门在强力推进儿童福利政策的落实，以及救助流浪儿童、缺乏监护儿童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这也是一些部门在面对类似问题时，采取“踢皮球”的“解决方法”的深层原因。

当然，制度层面的保障不足以从根子上改变社会风气。在保护儿童权益方面，道德和法律皆不可或缺。要产生巨大的社会力量，不单单要有诸如“儿童保护局”这类专门机构，让其从体制机制上为儿童的身心健康营造良好的基础，还要从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与保护意识上入手，让“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发挥道德的纠偏、教化的作用，让社会中的每个成年人，都有自觉担任儿童保护人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