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幸福指数

所谓“社会资本”，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与其家庭成员、好朋友、邻居以及工作伙伴或社区团体之间发生的社会交往，而且这种社会交往建立在相互具有较强认同感和信任基础之上。我们每个人都借助自己的“社会资本”来获得各种社会资源与信息，满足生活尤其是情感、尊严或信仰等精神与心理方面的需要。

对此问题研究最深的是两位英国学者，一位是伦敦经济学院著名经济史教授理查德·威尔金森，另一位是约克大学著名流行病学教授凯特·皮克特。这两位学者之所以联手，是因为他们关注的问题正好横跨经济学和医学。从上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美国与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富裕程度提高了数倍多，但精神和心理类疾病发生率不断上升。以2005年为例，英国医生共开出2900多万份抗抑郁症处方，成年人中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患有神经衰弱、心理紊乱、精神分裂等疾病；在美国，也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成年人过去一年间因精神或心理上毛病求助于医生，用于治疗此类疾病的年总费用超过1000亿美元。

按两位学者的统计分析，发达国家在人均GDP为25000美元左右，“幸福曲线”达到最高值。此后，收入曲线仍在上升，但“幸福曲线”却在下降。精神和心理类疾病的增加，就是全社会幸福曲线下降的“附加含义”。

两位学者接着从医学角度提出，个人拥有“社会资本”越多，与家庭及社会关系保持联系越多，互动越密切，他会感觉越幸福，患精神和心理类疾病可能性越小。发达国家精神和心理类疾病之所以增加，其原因是，尽管经济一直在增长，但人们之间相互信任程度却越来越下降。信任度的下降造成社会关系质量下降，进而使得“社会资本”流失，导致人们越来越缺乏轻松的社会交往与社会公共生活，因而无法得到精神与心理方面的满足。

两位学者把社会信任度的下降，最后归结为由于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造成社会破裂。以欧洲为例。平等程度最高的是瑞典，调查表明有66%的人觉得可以信任他人；而平等程度最低的是葡萄牙，觉得可以信任他人的只占10%。两位英国学者的观点，后来得到了以斯蒂法塔·巴尔托里尼为首的几位意大利经济学家的印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巴尔托里尼等人试图解释美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张而社会幸福指数几乎停滞甚至下降的原因，使用排除法之后，唯一足以解释的原因就是美国社会资本在持续下降，使得人们与他人保持联系的社会网络和互动关系恶化。

与两位英国学者观点稍有不同，几位意大利经济学家认为，使得社会资本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不是贫富分化，而是竞争过度。一方面，对财富、工作岗位及社会地位等稀缺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使得每个人都不得不防范他人，都视别人为“对手”。另一方面，竞争还使得所有人都产生一种“社会评价焦虑”：竞争失意者会有一种羞耻感，觉得自己愚蠢、无能，由此逐渐远离正常人群;而竞争得意者也急于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定位，主动缩小自己的交往圈。两方面因素叠加，导致社会资本下降，进而造成社会幸福指数因出现“社会资本赤字”而下降。

去年11月1日英国《卫报》发表长篇通讯《世界最幸福城市的奥秘》，认为最幸福的城市就是拥有最多“社会资本”的城市——街道上应该有一群群玩耍的小孩，有一对对散步的夫妻与情侣，有在街心花园集体跳舞的老人，有相互致意与问候的偶遇者，有更愿意步行或骑着自行车去上班的员工。为此，城市规划应该围绕有利于人们相互交往来进行，而不是围绕有利于提高私人汽车畅通率来进行；应该预留足够的公共空间与资源，而不是把本来有的公共空间和资源私有化，或让不断扩张的马路占领。

总结上述观点，其对策建议大概是：作为个人，为了提高幸福指数，就不能把自己变成赚钱机器，同时应该多关注家庭、朋友及社会；作为国家，为了提高人民生活幸福程度，不仅仅要发展经济，同时还要使各项改革和发展策略有利于社会和谐。

卢周来（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