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委员履职中的悖论

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标志在于，人们开始关心起政治，重视那些民意代表是否履职、称职。过去几年的“两会”，外界对委员代表的履职表现投入了较多的精力。

不过，从委员代表的履职表现看问题，只呈现出单向的一面。从委员代表自身出发，他们在履职过程中有过什么遭遇，又是如何去应对的，则是构成参政议政图貌的另一面。这几天，来自会场的一些声音，某种程度上道出了这另一面的情况。

前天是政协小组讨论时间，委员们结合自己的履职实践讨论政协工作，由于集中了不少的抱怨，被戏称为“吐槽时刻”。比如，有委员自嘲，说了也白说，白说还要说。而更为具体的例子，是委员许明金讲述的一个有关建设保障房的案例，姑且不说前后经历的这种周折，就是到了最后，保障房建成了，供水供电却没有人管，协调会开了163次，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用许明金的话说，作为政协委员，我曾三次写信反映情况给市长，都没有得到回复，愧当政协委员。

许明金讲的例子可能有点极端，从在场委员们惊讶的反应来看，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然而，163次协调会和委员的感受却着实反映了一些问题。

163次协调会，每次都有会议记录，始终在协调，又始终协调不过来，开会和解决问题彻底地分开了，工作效率的问题不言自明。不过，如果仅从这一角度来谈，问题可能还过于个案。我更关心的是委员参与163次协调会本身。

委员亲自跟踪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想尽一切办法，斡旋、协调、写信向各方面反映情况，在一般看来都是一种积极的履职表现，也是值得肯定的。事实上，大部分最后付诸执行的提案，都是在这样的全程参与，以及相关主责部门的配合处理中解决。所以如一些委员所言，问题能不能解决，不仅是提案所指向的问题是不是真的存在，它还要有委员对问题的持续跟进，委员个人打交道能力的运用等一系列其他因素同时成立。即便如此，问题能不能解决，依然不能确定。

拿163次协调会来说，抛开协调无果不论，委员前后参加了163次协调，其间付出了多少精力，光一个数字即说明了一切。花了这么大的精力却没有个结果，委员个人的挫败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什么样的议题值得一个委员用去所有的履职时间呢？进一步而言，委员的工作，是不断地研究问题，发现和提出问题，还是把所有精力放在同一个议题之上，帮助协调解决问题？照我们惯常的想法，委员的履职过程是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这样的想法，甚至与委员自嘲的“不决策、不执行”的尴尬定位不符。在我看来，协调这些进入执行层面的问题，并不该由委员负责，委员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在找出问题，并向相关部门指出问题所在。

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委员们之所以会感到履职无力，陷入“无用功”的循环，是由于某种程度的“越界”。本质上，这种“越界”又是由执行层面的低效无为“倒逼”所致。委员的权力并不无限大，他们的精力能力也有局限，要打破这种悖论循环，还得在主责部门这头找问题。

□ 本报评论员 付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