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风险加大与大国的管控责任

在经历因克里米亚公投而引发的美欧俄重陷“冷战”的惊虑中，24日在荷兰海牙开幕的第三届全球核安全峰会，把世人的眼光暂时拉向了另外一种担忧：在一些主权国家的纷争之外，其实还有更广泛、困扰更大的全球性安全问题，时间越往后移，它所带来的风险可能越大。（相关报道见3月25日《北京青年报》）

核安全峰会最初是由美国总统奥巴马所发起，反映了在恐怖主义阴影下美国的一种战略思维。当炭疽病毒真实地出现在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场所，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命安全时，人们有理由担忧：如果那些日益增多的核材料管理不当，不幸流入恐怖分子之手，那些纯以发泄仇恨为目的的团伙或个人，将会给这个世界生出什么事来，实在不堪设想。

这就是核安全峰会的主题：防范核恐怖主义，保障核安全。在这个问题上，世界已经尝过不少苦果——1979年的美国三里岛、1986年的乌克兰切尔诺贝利和2011年的日本福岛，先后发生核泄漏事故，让人们在和平利用核能、享受核技术好处的同时，也倍尝了无法完全驾驭核技术的恐惧。时至今日，全球运营中的核电反应堆已达430多个，250多个研究型核反应堆处于工作状态，还有200多个核燃料循环设施在运转。而储存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核材料更是数不胜数，可以制造近十万枚核弹。令人不安的是，对这天量的核材料的管理，未必在各个国家都是有序有效的，过去十几年间，全球有案可查的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材料丢失、遭窃、被非法获取的事件达2000余起，无疑表明全球核安全仍漏洞多多。

核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它之所以带来无尽困扰，原因有三：一是人类在技术利用上的天然限制。也就是说，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可能发明出只有优点、没有隐患、能确保万无一失的技术。技术是人类延伸的手臂，但手臂也有因为内外力作用而偏离大脑控制的时候，特别是有不可抗拒的外力作用于技术时更是如此。过去六十年来，人类在核能技术上不断发展进步，目前第三代核能技术已进入实际应用阶段，但想完全杜绝核技术应用中的风险，却还没有可能。

二是核设施、核材料有可能被非法恶意利用。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发人深省地指出：人类从各种技术发明中获得的好处有多大，所遭遇的危险也就有多大。任何一种技术发明既会往好的方向应用，也可能往作恶为害的方向被人操纵。恐怖分子可以搞劫机、遥控炸弹、闹市戗杀无辜者，为什么不可能利用偷来的核材料制造“脏弹”，发动核恐怖袭击呢？

三是核恐怖主义的行为主体和方式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在主体国家的范畴内，不管外部威胁有多强大，总体来说是可以预计和有所预防的，但恐怖主义网络并非一般国家行为体，其行为和方式往往出乎通常预料，这也给防范核安全风险带来了很大难度。

打击核恐怖主义，保障核安全，在于提高核技术的可靠性，也在于提高对核设施、核材料的管理水平，这离不开国际间的合作扶助。自2010年首届核安全峰会以来，很多国家都加强了核安全管理能力建设，有关方面的国际合作也有进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积极参与了有关进程，并做出了实际的贡献。中国今天也是受到恐怖主义威胁较多的国家之一，在国际性的核安全管理合作中，还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

本届核安全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首次在国际场合提出中国的核安全观，表达了中国对加强国际核安全合作、防范核恐怖主义的坚定意愿。中国在此问题上的态度更为主动，再次展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这也意味着，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将更积极担任领导型国家角色，为维护国际安全发挥更大的作用。

程亚文（北京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