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化高度，方成一流大学

“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起了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的热议。一句“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办学思路，更是引起不少人的共鸣。

成为“世界一流”，是许多大学的共同梦想。但纵观全球，能担得起“世界一流”的那些名校，谁是别人的翻版？谁又靠“第二个某某”来享誉？北大、清华能否成为世上“第一个”，成为与哈佛、牛津齐名甚至更有名的“这一个”，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中国高校办学思路与价值取向提出了更高要求。

什么样的大学才当得起“世界一流”？不同的人、不同的学校有着各自的答案，但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一句名言被一致认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流大学光有过硬的硬件还不够，还得有优秀的人才、深厚的文化、高尚的品质。“软实力”才是决定大学高度的关键。

然而，这样的道理，不少人尤其是一些大学管理者并未真正理解，反而抱着“大楼逻辑”一路狂奔、陷入歧途。君不见，一些地方的大学城动辄圈地成千上万亩，外观豪华的教学楼和实验楼拔地而起，一些高校盘子不厌其大、人数不怕其多，患上了“巨人症”。凡此种种“土豪”式做法，说明在一些人看来，“世界一流”不过是钱多、地广、楼高、派头足。这不仅有违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与教育规律背道而驰。

中国的教育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5亿人口3亿多文盲的教育弱国，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30%、规模世界第一的教育大国，更多平民子弟得圆大学梦，更多高校与祖国同行、以科教济世，其中的快速发展与巨大成就，绝对不宜以“外国月亮才圆”的心态一味妄自菲薄。当下，我国的高等教育正处在一个发展关键节点上，大学怎么办？路怎么走？决定了学子们的未来，也决定了国家的未来。

鲁迅先生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大所见证的荣光，教育所担当的重任，青年所肩负的使命，注定了中国高校绝不可能成为“第二个哈佛”，甚至如学者所言，若成“哈佛第二”还可能是种危险。“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就是一种既着眼国情又面向未来的态度。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孕育人才队伍，为民族复兴的梦想提供向上力量，大学无疑被寄予了厚望。

大学要有大师，先得有人立志做学问成为大师。想起晚年追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先生的人生选择。如果早年不曾冲破重重阻力回国，世界科学界或会多一个著名物理学家乃至华裔诺奖得主；回国的选择，让他数十年间过着简朴低调的生活，却将祖国的航天国防事业一举前推了至少20年。孰重孰轻，今天的许多知识分子、名校毕业生，一样会面临这样的选择。而大学，正是让青年“一开始就要扣好”人生扣子的关键之地。

上海交大校长张杰前些天与学生交流时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们的大学最缺的是自己的文化。而文化的涵养，远不如硬件建设一般可以拿来、速成，甚至也容不得一点急功近利。缺少精神高地和文化底蕴的大学，即便硬件再强，也会失魂落魄；不能扎根大地、与祖国同行的大学，即便肥壮高大，也难成“一流”。习近平总书记提醒广大青年学子，选择人生道路之初就要懂得“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在所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当不少名校竞相做出“世界一流”的冲刺宣誓时，何尝不需要想想，大学的“历史”该怎么去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