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打“嫌犯”，公务岂能成侵权借口？

去参加满月宴，没想到在路边等人时却被办案民警当成了嫌疑人；当对方出示警官证要求其上车时，当事人眉县的刘师傅以为遭遇抢劫而拒绝，没想到却遭“误打”而受伤，医院诊断为鼻骨骨折。（５月１２日《华西报》）

根据《警察法》及《居民身份证法》，对于拒不出示身份证又有作案嫌疑的，警方可将当事人带回辖区进行调查。但无论何种法律法规，在没有发生危及公共安全、警方或他人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即便是对真实的嫌犯，警方也不能随意使用暴力。倘若说“误认”尚可理解的话，之后的“误打”不免暴露出警方的暴力执法习性，而打完之后还埋汰说其“误事”，更透露出公权的傲慢和对公民人身权的轻视。

误认误打误公事的背后，是挨打挨骂挨调查。在接警民警代县公安局表示道歉并承诺负担所有医药费的情况下，相关负责人却表示“怎么受的伤，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言下之意似乎还有刘师傅自残的推断，在续糊涂、暴力、傲慢和轻视后，又出现不该有的质疑，这又何尝不是往伤口抹盐？

从救济而言，刘师傅可以凭借医疗诊断申请司法鉴定，而根据鉴定标准，“鼻骨线开骨折伴有明显移位”属于轻伤，对方就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但若仅是“鼻骨线形骨折”，则属于轻微伤，对方就应按《治安处罚法》承担行政责任。不仅如此，从民事侵权角度，刘师傅亦可以依法提起侵权之诉，要求侵权责任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是，无论那一种赔偿，责任的承担显然不能仅限于简单地道歉。

公安民警，承担着维护公共安全的义务，而公共安全，显然不能只当成一个空洞的抽象概念遥在天边，更应践行在对每一个现实个体的尊重和保护上。当现实的个体人身安全在执行公务、保护公众的大帽下被忽略、被粗暴、被质疑，这显然已不仅违背了其本身的职责和义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