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地铁延误罚款”找个合理去处

日前面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的《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引发社会关注，为了保障轨道交通的运营质量，意见明确，擅自停业、歇业或部分站段未经主管部门批准长时间停运，或者非不可抗力原因造成列车大面积长时间延误，严重损害公众利益，由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50万元~200万元罚款。

当地出台相关规定，可谓“因地制宜”——全国有地铁运营的城市已经多达十余个，深圳地铁的延误频次尤其多，而其中龙华线更是“独占鳌头”，据当地媒体2月份的报道，一天之内，龙华线两次在高峰期出现延误。深圳市交委相关负责人也坦承，随着深圳地铁网络基本成型，地铁延误、故障和部分线路运力不足等事件频发，而现有法规已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管理办法的出台是监管方式的自我革新，值得赞许。

当然，深圳之举参考了我国香港特区的做法，香港地铁服务质量在全世界都称得上一流，得益于完善的监管体系，香港特区对港铁延误事故的罚款机制清晰，规定了31分钟或以上延误就要罚款，延误的时长不同则对应不同的罚款，每宗事故罚款金额最高为1500万港元。据香港运输及房屋局统计，以港铁公司2012年及2013年31分钟或以上的服务延误计算，港铁公司共被罚款4050万港元。

从内地的情况看，鉴于各行各业的监管经验，用罚的方式来立威确有成效，而广大公众的质疑在于，罚款何处去？这一点之所以需要详究细查，基于两点：其一，地铁延误，特别是因为非不可抗力延误，不但对公共安全造成干扰，乘客合法权益也直接受到损害，罚款如果不能体现“赔偿性”，难以服众；其二，现在有些部门已经习惯于“执罚经济”，躺在罚款上睡大觉，执法成了一门生意，罚款成了部门私设的“小金库”，对执法对象不公，对行业秩序无益。

所以说，既然学习，就不能只学其一、不学其二，只学罚款之规，不仿用途之法，亟须给罚款找一个合理的去处。例如，香港特区的做法是将罚款放入“票价优惠账户”，于接下来的年度透过“即日第二程车费九折优惠”计划，回馈乘客。同时规定，在每年向管理层职员发放与表现挂钩的薪酬时，将严重服务延误事故的情况列入考虑。可见，罚款不是目的，用规范的监管保障地铁的顺畅运行才是相关政策出台的初衷，这也给其他城市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