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州纪行：兼说现代化及亚洲冲突

“济州论坛”与亚洲冲突

今年的济州论坛是第九届，有很多分会场，我们受察哈尔学会与韩中地域经济协会的邀请，参加的是“跨国公司与公共外交”的分论坛。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先生是个很有头脑、很有思想的人。湖北人、双鱼座，性格豪爽、直率，喜欢笑，而且有时笑得颇夸张，使人不觉得他是合作伙伴或一位师长，而是一个玩伴，比你还要调皮的玩伴。据说他刚去那晚跟人喝酒喝醉了，第二天眼睛微红，跟大家说，他“怎么回去的都不知道”，说时还开心地笑着。

柯先生以研究经济与企业行为、尤以跨国公司著称，但他说，自己其实对内政也关注颇多，80年代曾在某报上刊登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我们那时的人，都有一种使命感，那时不叫‘俱乐部’，大家围在一起，谈论各种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谈，大家都很谦虚，没有车马费，谈得都很起劲。”柯先生这样回忆那时的岁月。

“其实我们80后这一代人中，好多人也都有着这样的使命感。”我说。

柯先生就点点头。他甚至给我讲了些许对当前主要问题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解决途径。但对于问题的解决是悲观还是乐观？他说他比我乐观，但我看不出他到底有多乐观。

他强调，无论如何，我们要做好自己该干的事儿。他认为，公共外交就是当前“该干的事儿”之一。这也是他目前在着力去做的事。

对于外交，我实则是外行，因为我身边有着一帮学“外交”、“国关”专业出身的同事和朋友，还有一批干了一辈子外交的资深外交官，在这方面，他们比我更有发言权。但我认为我能理解，并懂得柯先生对于“公共外交”的热衷。其实，这不仅是他的热衷，而且国家在重视，公众在重视，这其实可以说是当前越来越凸显的一个“大势”，尤其是对于“社会”本就不发达的中国来讲，这说明，中国社会开始形成自己的能量。社会上有这样一批人，“使命感”使他们在做许多事情。

这次济州论坛的主题是亚洲的“和平与繁荣”。其实，任何一个论坛或峰会，都会有一个“正能量”的主题，这显示出大家对世界好的一面的期待。虽然实际上有种种冲突与误解，但还是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对话，来起到正面的作用。这种“正能量”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整体理性，大体上划出了人类社会各种活动的外围圈，违反这样的理性、突破这样的外围圈的一切思想与行为，不管实际如何，已经是不为人类道德共识所认可的了。这就是人类整体理性的进步。

对于当前的亚洲来讲，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好像也是必然会存在的，因为这里的普遍文明并未发展到可以避免或减少冲突的程度，何况，这里有着太多冲突的诱因。这里曾发生过多么惨痛悲剧，伤痛至今难以抚平——更何况，曾经的为害者，至今并未做出应有的真正渴望和平的表态与行为。这对于亚洲来讲，是极为不幸的。

对于冲突的解决，我认为，亚洲是该向欧洲好好学学的。这是西方依然在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之一。其实这已经是个老问题了，无数的媒体与专家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多人认为“无可比性”。但我认为，这并非不可能，而且，欧洲必会给亚洲以极大的参考意义。但要学人家的冲突治理机制的经验，就必然要学他们何以会形成这样的机制。只有学会了他们的“渔”，才能真正捕到“鱼”。而这背后，大概又会落到“文化”本身的问题上，因为文化说到底是人性的外射。我们学习他们如何治理冲突，其实就是学他们如何管理好自身的欲望与理性之间的平衡，如何达到这样的文明高度。这涉及到文化的方方面面。

当然，这并不是中国一家的问题，而是整个亚洲的问题。在会上，李肇星也多次谈到，“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应该是包含这层意思的。亚洲的繁荣与和平，首先是亚洲人自己的责任，自己先要“争气”，外人才好帮你。也只有自己争气，才能避免外人的干涉。

当然，具体到亚洲的各国，情况又是复杂的。因此，才需要搞这样的论坛，促进多方的对话。但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在亚洲面前的路是漫长而曲折的，但所幸的是，我们能看到很多人们在路上向前艰难地行走着，尽管很艰难，尽管会遇到些许倒行的迷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