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立法，重在服务而非惩戒

【让家庭教育走出法律真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立法来补齐服务短板，满足公众对于教育公平、教育保障的期待。】

家长缺乏育儿经验，是否应该接受培训？家长教育手段出现偏差，谁来负责监督纠正？近日在全国妇联举行的相关研讨会上传出消息，有关方面正在推动家庭教育立法进程，立法建议稿预计年内出台。

英国教育家洛克有一句名言：“家庭教育，给孩子深入骨髓的影响，是任何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永远代替不了的”。作为孩子出生后最早接受的教育，家庭教育也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此前我国将家庭教育纳入法制轨道其实也早有探索，比如云南等地曾试行过对学龄前儿童父母进行若干课时的“家教证”培训，重庆也有计划出台家庭教育促进条例。2011年，教育部启动了家庭教育立法项目的探索。

尽管各地频频试水，部委也有推动立法的意愿，但国家法律是否应该介入家庭仍存争议。有人认为，我国传统上奉行“法不入家门”的观念，家庭教育是私人领域，家长说了算，无需法律“管闲事”。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有些片面。从理论上看，家庭在法制化进程中同样需要法律准绳加以规范，比如家庭暴力需要法律矫正，“常回家看看”已有现实判例都说明家庭并非法外之地。而从现实上看，家庭教育失败的案例并不鲜见，“棍棒教育”造成大量家庭暴力发生，家长过于放任自流让不肖子弟频频坑爹……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未成年审判庭曾有统计，从案件来看，五成以上的“问题儿童”来自“问题家庭”。但在问题频现的同时，大多数人却不知从何处获得指导和帮助。2012年一项调查表明，约七成受访人认为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缺乏相关知识”、约七成受访人认为“缺少经验借鉴”、四成受访人认为“缺少获得帮助的机构”。以此观之，家庭教育立法不仅有理论基础，更是解决现实问题和满足民众需求之举。

家庭教育立法首先应关注“谁来管”的问题。很多家庭教育缺失的案例中，父母往往以没时间、工作忙作借口，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又无法及时介入。立法应明确家长的责任和义务，以及教育、妇联等部门所负职责，使之形成合力。同时，还需加强对社会上家庭教育机构的管理，规范家庭教育服务体系。

其次，立法还应将明确“怎么管”的问题。如何把握好法律介入的“度”，是家庭教育立法能否起到实效的关键。在笔者看来，一旦发生权力侵害或暴力事件，有刑法等法律法规可作兜底，家庭教育立法应重在事前预防，而非事后矫正。因此其立法重点也不应在惩戒，而应在指导和服务。立法应主要采用倡导、鼓励的方式，厘定原则性的大问题、大方向，作为家长进行教育的指导和辅助，比如家长责任、社会救助、政府投入等问题应有刚性规定。而针对具体的教育行为则不宜限制太细，不妨多些柔性。家庭教育千差万别，法律也应尊重各个家庭的传统和氛围，不能一概而论。

此外，让家庭教育走出法律真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立法来补齐服务短板，满足公众对于教育公平、教育保障的期待。比如针对城乡家庭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立法应规定财政资金对农村地区教育给予更多投入。而对于留守儿童，立法者也应创造条件让他们与外出打工的父母不再天各一方，接受良好的异地教育。对残疾儿童、单亲家庭儿童的家庭教育，立法也应有针对性的考量，倡导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提供更多帮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