慨当以慷 管汉屏教授

就在前不久，也在他离世数年后，武汉协和医院为纪念管汉屏教授诞辰100周年，举办了一个学术研讨会。管教授是我国外科学奠基人之一，也是协和医院外科创始人。他在心胸外科领域创造了多个第一。

我之所以要写一写管教授，是因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与其公子管思聪同在一大型国企就职，并成为至交。常听思聪兄说起令尊的许多奇闻轶事，也随之成为他家的常客，并有所见证。

第一次见管教授，即觉其貌不俗。那时他大约年届花甲，身板健硕，颅大鼻挺，目光炯炯，酷似我记忆中的毕加索。得知我是思聪兄的同事，便问了一句“做工？”我连连点头称是，随后与思聪兄为老人家对“工人阶级”的老派定义窃笑不已。

管老先生慈祥中带着威严，那种威严，或是学术权威与生俱来的气质。管汉屏先生自十多岁考入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就读起，成绩就一向优异，直到后来考取北京协和医学院，留美获得博士学位，又被推荐至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总医院任住院总医师，最后于新中国成立后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看似顺风顺水的问学行医生涯，其实充满了艰辛努力。在思聪兄的记忆中，自他记事以来，每日早起，父亲已在读书；每晚睡觉时，父亲不是在病房或实验室未归也是在读书。管教授认为，医学不同于其他科学，有些理论基础并非十分完善，因此大量阅读文献非常必要。

管教授的周末和节假日也基本为各种手术所占用。他也常被邀请去疗养地度假，却一次也未去过。业界公认，在他担任协和医院外科主任31年，以及上世纪80年代后期，武汉医学院成立心血管疾病研究所，管教授首任所长期间，武汉的心血管疾病治疗水准在全国名列前茅。

作为医者，管教授常具悲悯情怀。在相同条件下，他总是尽量安排家贫者先做手术，有意为他们节省住院费用。这仅是诸多类似事情中的一例。

作为教育者，管教授对学生严字当头，公正相待。一学生的论文涉及千余病例，他也与助手一例一例地逐一核查。有的学生已修成教授了，却因外语不过关而受到他的苛责。或因如此，武汉协和出了一批国内心血管外科领域的名家。

作为医学的圈外人，我眼中的管教授更是一个有趣之人。“文革”期间，他备受冲击，脸上涂墨，身上挂牌，头戴纸糊高帽开斗争会，同时被遣去扫地，清厕所，抬木头。这些他都泰然处之。最痛苦的是上手术台的权利被剥夺。“文革”后期的一天，我在管家听老先生大声朗读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原著，是为温习英语，还是对文化专制的小小抗议，我说不清。老先生酷爱足球，有时一个人面对电视中的精彩球赛咿咿呀呀地大呼小叫，那情景令人忍俊不禁。管教授以前滴酒不沾，“文革”时借酒浇愁而一发不可收。他最爱的下酒物是兰花豆。可在短缺时代弄到那劳什子却非易事。后来思聪兄考到东北去读书，寻觅兰花豆的重任就交给了我。我忘不了每次给管老先生带去兰花豆时他的喜悦之情。

在教育和医疗都问题不穷的当下，我想到了横跨两界的管教授，心中平添温润之情。

□ 梅明蕾（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