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夕,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案件背后隐藏的高考招生腐败牵动公众的神经。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尽管教育部已明令禁止“点招”,但一些高校仍会留出少量机动招生名额,对教职工子女、校董子女等实行特殊录取。(6月9日《新京报》) 高考本该是一场公平竞争,高招本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然而“点招”却是赤裸裸的“拼爹”和“拼钱”游戏。一些高校对教职工子女实行特殊录取,这是“拼爹”;一些校董花钱为子女“购买”招生名额,这是“拼钱”。虽然“点招”比例较小,涉及面不大,但它犹如一颗毒瘤,不断侵蚀着公平正义的肌体。这种丑恶的招生方式是对高考公平的公然羞辱,是对社会正义的粗暴践踏,是对世道人心的残忍伤害。 蔡荣生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受贿似乎是一种个人行为,“点招”似乎是一种个人腐败。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不是高校留出机动招生名额,如果不是高校无视教育部禁令暗地里搞“点招”,负责招生的“蔡荣生们”就没有那么多机会受贿。实际情况是,“点招”的最大获利方恰恰是高校,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某重点高校的“点招”收费,每个名额高达100万元,“每年收费都在1000万元以上”并不算稀奇,这些钱都落入了高校的腰包。对此,学校领导不可能不知情,甚至就是集体决策。正是这种集体腐败,给“蔡荣生们”个人腐败留下机会。 在这个意义上,高校“点招”集体腐败甚于个人腐败。这种集体腐败不仅是个人腐败的源头,而且可能成为个人腐败的“保护伞”。有例为证:两年多以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可云就在网上撰文断言该校的自主招生“肯定会出问题”;早在2010年,网上就出现了大量举报蔡荣生的材料,指其利用自主招生收受贿赂。但是,腐败案件至今才被清算,这是为什么? 高校“点招”集体腐败甚于个人腐败,因此,仅仅打击和惩处个人腐败是不够的。唯有拔出“萝卜”带出“泥”,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和杜绝这种丑恶的招生腐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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