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历史观造不出 一个新日本

还是老问题！日本政府6月20日向国会提交了对“河野谈话”出台过程的调查报告，认定“河野谈话”受到韩国政府影响，并且没有对受害“慰安妇”证言的真实性进行调查。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希望今后，能够在历史学家以及有识之士的手中，把这一问题从学术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此举立刻遭到了韩国和中国的谴责。

本已不成问题的“慰安妇”问题，现在，又成了一个“学术问题”，需要重新论证，当前的日本安倍政府所想的，真的是如菅义伟在去年5月7日所表述的那样，“不会修改承认日本军队性奴役的‘河野谈话’”吗？也就在菅义伟作此表述的时候，时任日本维新会共同党首的桥下彻，公然声称“慰安妇制度为战时所需”，不久又有NHK新任会长籾井胜人辩言，慰安妇问题在哪个国家都曾有过。这些言论曾在国际社会引来轩然大波。对已有真相的历史事实，日本的政客们为何会屡屡“错言”？当前的日本政府为何也一同跟进？

就在日本政府公布对“河野谈话”出台过程的调查报告不久前，在本月初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国际安全会议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亲自出马，高调发表了日本将实践“积极和平主义”的演讲，声称现代日本人是国际化的、热爱和平的新日本人，将自信地向海外迈进，在亚洲甚至全球保卫国际秩序，并说“新日本人”与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一样，期望对世界有所贡献。

“新日本人”的父辈和祖父辈是谁呢？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是岸信介，一个甲级战犯。既然“新日本人”的效法对象是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那自然而然，当年的那些甲级战犯是“错判”了，“新日本人”仍然要循着那些战犯的足迹，来对“世界有所贡献”。

在安倍晋三把“新日本人”与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视为前仆后继的同一种整体的时候，显而易见，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当前日本右翼政府，内心里并不认为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曾经做错过什么，也就毫不奇怪，他们又为何会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频频失言。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上半叶，日本所走过的历程，在他们眼中会是什么模样呢？

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吉田裕对此有专门研究。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国内在对以往战争的认识上，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嬗变过程，其中有两种观念，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日本人对以往战争的认识。

一种是以前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流氓之间的势力范围之争”论，认为当时参与战争的列强各方，都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已，既然大家都是强盗，那么在战争责任上当然都是等同的，并无高尚卑下之别。石原因此提出“日美同罪论”。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对待曾经侵略过的国家上，所持的那种“解放与霸权”战争观。即认为日本近代以来对待周围国家，本来是本着“亚洲主义”而谋求协作与联合，但结果却阴差阳错走向了要确立对亚洲的霸权。也就是说，“高尚”的动机却造成了恶劣的侵略之果。实际上，这种观念比起另外一种认为战争最终促成了亚洲国家的独立来，似乎还显得“进步”一些。在后一种观念中，日本不仅没有过霸权之动机，也未曾有过霸权之实，有的只是“解放”亚洲各国。1996年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所编撰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就露骨地宣称是日本的对外战争，赶走了欧洲殖民者和“解放”了亚洲。而这一宏论的集大成者，又当推早在1965年日本作家林房雄所撰述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安倍晋三在香格里拉峰会上，要向世界特别是东盟国家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已经不言自明。既然从过去到现在，日本都没有做错什么，那么，战后由“东京审判”而形成的历史认识、对日本曾经作为侵略者的认定，当然都应当“纠正”过来。怎么“纠正”呢？当前的安倍晋三政府想到了一着妙招：将过去的罪行统统“学术化”。于是“侵略”需要重新定义、“慰安妇”问题需要重新研究、“南京大屠杀”也要寻找新的证据等等一一而出。

日本右翼政府的心思，不外是假借“学术”之名，将已有定性的历史问题在将来彻底推翻。当旧的历史观阴魂不散，并成为日本“第三次开国”的精神先导，世界又怎能相信，这会造出一个新的日本，怎能相信日本人已经成为“新日本人”？

程亚文（北京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