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行危机”根在改革半生不熟

近日,有媒体总结报道称,内地银行界正出现“支行行长落马潮”。对此,有银行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声势浩大的反腐行动开始进入金融领域所引发的直接效果。

梳理近期一些支行行长落马的案例,确实有不少牵涉到职务犯罪或参与其他官员的腐败。但要看到,部分支行行长的事发与当地经济萎靡状态下的资金链紧绷乃至断裂,有更为直接的关联。有的干脆是因为民间借贷崩盘在前,牵扯出了支行行长参与其间,尔后的跟进调查中才发现了实质性的腐败行为。

从宏观视角审视,内部因素对支行行长们悲剧的发生,有更直接的作用。具体而言,它是国内银行在股份制改造后,其现代公司治理架构建设长期停滞于“半成品”状态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所谓“公司治理半成品”状态基本可以体现在以下四方面,即业绩奖惩市场化、组织架构行政化、风控体系弱势化及盈利增长劣币化。

作为本世纪初市场化改革后,银行高度重视经营利润的体现,各家银行都往业务一线的支行层面分派了极为沉重的经营指标任务,与之相对的则是和业绩挂钩的薪酬奖励及惩罚制度。这无疑帮助银行支行确立了利润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基本经营思路。

可在考核指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难度较大的组织架构市场化改革却在相当程度上处于滞后阶段,不少银行虽按照海外银行的成熟经验,分设了各类业务部门,但在支行层面却并未改变传统国企负责人权力缺乏制约的管理机制,财权乃至人事权大多仍由支行行长操持。除了业绩考核,总行层面和支行内部对支行行长“管不到”“管不了”“没人管”的情况长期持续。

于是,支行行长为保住职务和高额收入,当然会以一切手段实现业绩目标,甚至不惜压制、规避应有的风控措施,使得基层支行自身风控日趋弱势,而总行风控又难以面面俱到。最终令不少支行业绩优先、利润导向的思路蜕变成了不择手段的“唯业绩论”。

加之各家商业银行普遍将存贷利差作为主体收入来源,盈利模式高度同质化。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谁做的规模大,盈利自然就多。因此,上述“唯业绩论”更进一步堕落为“唯规模论”,为此部分支行行长涉足灰色区域,乃至介入贪腐交易,也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更进一步观察,今日银行业出现的“支行危机”,也不仅仅局限银行业本身,而几乎是国内企业普遍处于“改革半成品”状态的缩影和共性危机的先兆,甚至在某些非银行大型企业中,类似的“支行危机”更为严重。

有鉴于此,除了以整体金融改革进一步打破金融垄断,消减支行行长权力寻租的土壤以外,真正推进支行层面的法人治理制度建设,以新一代银行信息系统建设为契机,减轻总行与支行间信息不透明不对称的程度,强化垂直嵌入式风控体系的效能,不仅是对支行行长们本身的职业生涯负责任的态度,同时也是国内银行体系规避系统性风险、避免全面金融危机的必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