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讨论：香港民主化应在制度红线内进行

时殷弘：香港的“闹事”精神从何而来

以往香港公众习惯于北京向他们的要求做妥协，习惯于北京的灵活政策。但同时，香港公众也应该习惯于中国政府在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方面绝对坚定的态度。香港公众应该习惯特区政府的权威，不管是怎么产生的，根基不变。但一些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白皮书的发表非常吃惊，他们不习惯，并因此激发起一种“战斗”精神也可以说是“闹事”精神。

十年前香港的发展方向有三个原则：一是有利于香港政治稳定和有序竞争;二是有利于香港振兴和社会安宁;三是有利于长久稳定的经济建设关系。凡是损伤三大价值的追求和行动，不管来自何方都不可取。这三原则现在依旧适用。

维护香港稳定是港人最高利益之一，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之一。民主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公民权利和公民责任。香港出事情，所有人都要反思。只要大家共同应对，香港政治、经济和社会才会有健康发展。(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建民：香港患有殖民地后遗症

可以说，香港问题的产生，与殖民地统治后遗症息息相关。几乎所有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都有问题，包括塞浦路斯、印度、巴基斯坦，尤其是英国殖民统治过的国家。

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台湾政治民主化对香港政治民主化的影响。香港民主派基本都是跟着台湾民进党学的。澳门反对势力也在产生，未来可能步香港反对派的后尘。香港所谓追求民主等问题，不过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后续。

香港问题变严重，香港媒体和舆论负有重大责任。香港回归了，但是舆论话语权却掌握在一些反共右翼人士的手里。我认为无论今天的台湾还是香港，都可能会毁在反对势力的媒体手里。因为如果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问题就比较难以解决。比如在台湾，反大陆的情绪非常强烈，可是到今天还有人颂扬日本的殖民统治，这不可思议，但这就是现实，因为殖民统治让这些人改变了观念。(作者是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戴庆成：警惕港澳台反内地情绪合流

香港问题从宏观角度来看分两个大的问题。一是普选的问题，二是陆港矛盾问题。两地之间关于普选的主要问题在于，怎么选出一个中央政府和香港民众都可以接受的结果。而陆港矛盾可能越来越凸显。因为内地很多自由行游客，或者很多人去香港生小孩，这令香港人觉得生存空间缩小了，产生一种身份危机感，所以造成自我身份诉求的渴望。

当然，香港特区政府也负有责任。比如，中国历史在香港中学不是必修课，是选修课。很多学生觉得读中国历史对找工作没有实用性，所以不修中国历史。

香港一些年轻人开始跟“台独”团体交流之后，由反对“台独”变成同情或理解“台独”。今年七一游行中第一次有台湾人过来组织游行，并播放一些“台独”分子讲话的视频。未来台湾、香港和澳门互动会越来越大。

有人问，澳门为何不像香港这样？原因在于澳门跟内地关系比较密切，他们的文化比较倾向内地，去澳门的人虽然很多，但主要是去赌场，对澳门民众影响小一些。我的观察是，现在澳门也开始冒起反对大陆人自由行了。因为很多赌场开快车去接游客导致很多交通事故。所以部分澳门人也有反内地情绪了。澳门之前有过1万多人上街示威，所以未来有一个趋势，港澳台三地几股反内地的力量可能汇成合力。(作者是香港媒体人)

印红标：人心回归关键在于内地进步

中国是单一制国家，香港是直辖于中央政府的特别行政区，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权，而不是固有的。香港的地位不同于联邦制下的邦，不是香港把自有的部分权力让渡给中央。不论内地、香港还是国际社会对此都应当十分明确。普选特首的权利来自《基本法》，而不是英国。

看到香港媒体的强势舆论倾向反对派，但不要忽视大学和中学教师的重要作用，这个群体主流倾向反对派，直接影响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这在反国民教育和“占中”活动中都表现得很清楚。因此要注意对香港教育界和青年的工作。对于内地民众也应普及《基本法》的教育，以坚持“一国两制”，防止“过左”或偏激情绪。

据我观察，香港是一个政治难民和经济难民及其后裔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再加上百年殖民统治，香港居民与内地民众存在价值观、历史观的差别，要实行“一国两制”不会一帆风顺。意识形态的差异也会影响到国家认同，而在国家认同不稳定的地区实行民主，很容易出现离心或分离主义倾向。

最后，人心回归的关键在于内地的发展和进步。内地除了经济发展之外，社会政治改革也要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要逐步落实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去。政策要开明，社会监督权利应得到保障，反对腐败需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这样，内地才能对香港社会有足够的感召力。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