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侠仗义”岂能成为偷窃的“遮羞布”

房云云自称作案8起，仅被起诉6起，两起在合肥的官员被盗案未被提及，而房云云原本希望借举报官员有经济问题“立功”减刑。目前，两名被盗官员身份确定，分别为安徽银监局和安徽省食药监局副厅级官员。（《华商报》，2014年8月1日）

古有劫富济贫、行侠仗义之义举，在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际，他们入室盗取贪官、奸商的财产以救济穷人，这样的人物总会被人津津乐道，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大侠。封建时代，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剥夺了下层贫苦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甚至视人命如草芥，这样的迂腐社会，“大侠”的出现只是顺应时事而为。今天，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相等的权利，也承担相同的义务，“偷”不容于社会道德底线，触犯了法律法规，更不该成为“行侠仗义”的幌子。

女贼将盗取行为归结于“听说是贪官”，无非是拿块遮羞布掩盖事实真相。诚然，她的“主动举报”为纪检监察机关的反腐倡廉提供了线索，但“主动”背后的是她为自己申请减刑的底牌，那些高额的购物卡是她妄想从轻处理的“护身符”，不论如何，官员的“标签化”名声已经掩盖了这场偷窃案件的本质，更多的让我们注意到政府部门对这两位官员的处理。

在众人纠结于相关部门为何以“躲猫猫”的态度来回避对两位官员的处理之时，我们不妨将注意力放在该事件的“引燃者”身上。事物都有两面性，盗窃案牵扯出的贪腐案让人大快人心，但愤慨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偷窃”这一行为本质。女贼之所以不动这批购物卡，根本目的是“万一以后被抓了，向纪委举报他们，还能给自己减刑”，说到底，她与贪官的也无差别，前者是入室偷窃，后者是权力的自肥。

《礼运·大同篇》以“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形容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清明风气，这是执政者的毕生追求，也是老百姓心之所盼。社会在发展，思想的多元化碰撞必然导致错误价值观的蔓延。但作为一名中国公民，不该将生活重心放于鸡鸣狗盗之事，面对金钱的诱惑，要学会自我控制，堂堂正正付出劳动获得他人的尊重与认可岂不更好？中国社会需要核心价值观，更需要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