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在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中明令禁止的事情,在现实中却要通过设立专门机构、搞专项活动的方式才能部分解决,是因为一些领导的权力大于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使行政体系患上了“协调小组依赖症”。各种“××办”取得的战果背后,掩盖的是行政机构平时的懒政。】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全国一共减少13万余个领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这些机构的命名五花八门——有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办公室、委员会等;涵盖的行业也十分广泛——包括足疗保健、铲除豚草、西瓜办、馒头办、生猪办等。 一年多时间里,全国一次性砍掉13万余个各类议事协调机构,称得上成果显著。但也有舆论对治理成果心存疑虑,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在经历“瘦身”之后,是否会卷土重来?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以设立过西瓜办、馒头办、禁止午间饮酒办等协调机构的河南省为例,该省新乡市在2005年撤销了57个临时机构,保留了21个,但至2013年底,新乡市的临时机构又增长到269个,比撤销前反而暴增了5倍。 各类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庞大、存在广泛,而且撤了再设循环往复,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河南,其他不少地方也是如此。顽固存在且野蛮生长的“协调小组”,简直堪比街头巷尾的小广告。小广告被称为城市“牛皮癣”,是因其经常被密密麻麻地贴在路面、墙面上,破坏市容环境且屡禁不止;难以根除的各类“协调小组”,则经常成为乱摊派、乱收费的护身符,而且是形成文山会海、降低行政效率的主因。从危害性和顽固程度来看,把一些“协调小组”称作行政体系中的“牛皮癣”,并不过分。 设立较高级别领导挂帅的议事协调机构,本来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以应对突发事件或重大社会问题。但近年来,扎堆出现的一些“协调小组”,已成为干扰、妨碍正常行政管理的一大因素。许多“协调小组”打着协同作战的旗号,一次次开会,一道道发文,在文山会海中“协调”变成了“推诿”,行政效率愈加低下,实际问题往往难以解决。更有一些机构看到利益便往上冲,以一些地方的“馒头办”为例,通过向馒头作坊发放“馒头生产许可证”收取费用,这些机构的存在更是扰乱市场秩序,影响了民生。 过多过滥的“协调小组”、“××办”屡遭诟病,但在看似荒唐的名目背后,总能找到其存在的合理依据。如某地在设立“禁止午间饮酒办”后,干部中午喝酒的行为确有收敛;某地在成立“空饷办”后,几个月内就自查出吃空饷人员数百人。但是,工作期间不得饮酒、公务人员不能吃空饷、不得收受礼金等,这些本来在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中明令禁止的事情,在现实中却要通过设立专门机构、搞专项活动的方式才能部分解决。究其原因,是一些领导的权力大于部门规章甚至法律,使行政体系患上了对“领导小组”、“协调小组”的依赖症。 各种“××办”取得的战果背后,掩盖的是行政机构平时的懒政——没有领导挂帅,各相关部门对事情就不重视;没有领导出面,各部门就难以协调,问题就无法解决。 我国行政机构设置过多、过细导致机构重叠、职能交叉,也是各地“协调小组”泛滥成灾的重要原因。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行政体系,迫使各级政府通过成立各种议事协调机构来理顺管理体制。可以说,“协调小组”频频挂帅,是现有行政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失灵的产物。 全国砍掉13万议事协调机构,是一次治标行动,要想根治行政“牛皮癣”顽疾,必须推进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机构设置科学化,以及以法治精神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当依法行政成为常态,自然就不再需要事事“领导挂帅”了。 本报评论员 樊大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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