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霾的西方经验与中国智慧

古时有个人家的烟囱太直,邻居提醒这家主人把烟囱改弯一些,把柴草搬得离烟囱远一点,否则会有火灾,但主人没听。不久,果然失火,邻居们帮忙扑灭了大火。主人置办酒席酬谢,请那些因救火被烧得焦头烂额的人坐在上首,却没邀请当初建议他改烟囱的人。在别人提醒后,主人才把此人请来。

这是《汉书·霍光传》里记载的一个故事,也是“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这一说法的由来。在北京反复的雾霾天里,我想起了这个故事。

欧美近代工业发展历史上,其实都经过了严重污染阶段。比如,莱茵河一度成为“欧洲的下水道”,美国洛杉矶曾因工业粉尘严重而被民众误以为发生了日食,连日本也曾经历戴上口罩“等风来”的阶段。后来这些国家通过努力治理,逐渐使环境得到了改善。

有人说,人类社会不就是这样吗?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环境问题,又想办法解决环境问题。的确,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逻辑是理所当然的。比如,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一国发展初期污染物排放量会随经济增长而增加,达到拐点后排放量会逐步下降。

当然,对已形成的雾霾,汲取有益做法积极治理是必须的。今天的中国,也在关注那些发达国家治理污染的经验。然而,就像发生大火的这户人家,如能防患于未然,让天空根本不出现雾霾,那该有多好。

其实,老祖宗的智慧已告诉我们,雾霾并非人类发展的“必经之路”。《黄帝内经》上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意思就是不等到问题发生之后去治理,而是尽量让问题或混乱根本不要发生。

重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的追求。中国古人崇尚“天人合一”,重视人和环境的和谐,认为牺牲环境换取短期利益,是不合“道”的行为,因而不可取的。

西方近代兴起工业革命,今天的我们不可能也不应否定工业化之路,只是在发展工业和经济的同时,应把对环境的敬畏与保护纳入其中,尽量寻找经济发展和环保平衡之间的“黄金分割点”。

需要注意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思维仍根深蒂固,比如有地方官为追求政绩,以牺牲环境换取GDP增长,把环境负担甩给后人。不仅中国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过时的“先污染后治理”思维也仍大有市场,不少国家步此后尘,环境污染仍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雾霾成灾的今天,回念一下中国传统智慧的教导,也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