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增长新体系

推出“一带一路”的构想，正是中国与外部经济关系调整的自然延伸，意味着中国正在努力将自身的经济增长体系转化为区域增长体系。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路”和“一带”）的提出是新时期中国面向未来经济发展所做出的战略性安排，是一次理念与行动上的转型。

中国经济增长离不开外部支持

中国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经过了长时期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正在面临自身与外部经济关系转型的考验。众所周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是经济与非经济要素综合运转的结果。一般而言，经济要素由供求两个方面构成，供给方面包括资源、劳动力、技术、资金、土地与政策制度等，需求方面主要是由内外两个市场构成；非经济要素则主要指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等。中国能够保持长期、稳定、高速增长与外部支持是分不开的。

解决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要素供给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外部世界。中国不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从1993年到2012年的20年间中国从世界进口的石油、铁矿石等工业用原料累计量分别为26.5亿吨、50亿吨，同时期中国自己生产的石油和铁矿石是34.7亿吨、58.6亿吨。这段时间中国获得的外资累计为1.3万亿美元。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外部世界。从1993年开始，中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在增强。到2013年为止的这20年间，中国对世界出口年均增长率为17.2%，总共所形成的贸易顺差累计为2.1万亿美元。

借助“一带一路”，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完美转型

过去中国与外部的经济关系是以外部支持中国经济增长为主，当中国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关系也将随之面临转型，即向资金、技术、市场、政策等多领域相互支持的方向转变。以东盟为例，2013年10月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上，中国重申，“一个团结、繁荣、充满活力的东盟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而东盟则强调，“中国的发展对本地区是重要机遇，东盟支持中国和平发展”。推出“一带一路”的构想，正是中国与外部经济关系调整的自然延伸，意味着中国正在努力将自身的经济增长体系转化为区域增长体系。目前来看，这种外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一是中国经济本身发生了较重大的调整。目前中国已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增长速度将从过去的10%左右下降为7%左右，这样的增长速度意味着中国对外部的需求在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意味着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支持能力在上升。从市场层面看，以亚太地区全部消费品进口为例，中国消费品进口占亚太地区全部消费品进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1.5%上升到2012年的5.3%，中国形成了支持地区经济增长的消费市场。同样，中国对外投资的水平也急剧上升，从2002年不到10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901.7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5257亿美元。

二是现有的地区产业分工体系正在发生改变。一直以来以日本为核心建立的地区生产网络正在朝向扁平化发展。尽管日本始终位于产业发展的最高端位置，但是到了今天，更多的后进国家如韩国和中国对日本技术的追赶，使得地区产业分工向扁平化的垂直分工体系进化。目前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已经比肩于美国，两者分别占世界制造业的规模为20%左右，中国正在通过对外投资将部分产业向周边国家转移。按目前的发展态势，中国极有可能取代日本成为地区生产网络分工的领导者。

三是外部，特别是周边国家或地区处于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巨变期。他们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资金短缺、基础设施短缺、技术短缺、部分制度或政策短缺等构成经济增长的瓶颈。为解决上述难题，加强对外合作，争取更多的外部资源成为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之一。我国可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在促进周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有利于为我国经济增长获得新的机遇。

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经济增长体系

中国经济在外化中还是会遇到增长难题。“一带”国家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如何解决依托资源带动经济增长的国家面临的“资源诅咒”，下一步如何加强合作，促进这类国家接入全球产业价值链体系中。“一路”的难题主要是能否在周边地区先行建立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产业分工基础，这不仅有利于对中国和周边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提供相互支持，同时也利于经济共同体的建设。

除上述市场层面存在的问题外，政策层面同样面临难解之题，目前中国与外部的经贸关系还远未满足双方对推动未来经济增长、应对全球经济风险的需求。例如，在硬件层面的互联互通方面，中国—东盟之间基础设施还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发展和当地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在软件层面的制度合作方面，中国—东盟合作水平还不及发达国家之间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水平。如中国—东盟之间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等水平仍较高，尚未实现零关税、零壁垒。在服务领域和投资领域也是如此。

应该说，未来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经济增长体系是可行的。其根由在于处于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时期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不会轻易放弃经济增长这一核心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共同愿望是维系中国与外部经济关系稳定的利益基础；中国与外部之间的经济关系越趋于复杂、多层面、多领域，则相互间掣肘的成本变得更高，相互促进的收益也更大。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与外部经济关系的调整方向已经逐渐明晰，即可合作性，寻求能够促进中国和外部共同增长的经济利益并加强合作。

寻求外化的途径同样重要。其基本思路是中国向外部经济增长提供相应的支持，以此带动自身和外部国家的共同发展。一些惯常的手段仍然有效，如继续扩大中国与外部国家之间产品和服务的相互进口，目的是将过去中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转化为外部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进而形成对称性相互依赖。再如加大对外部，特别是周边国家的投资，在助力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有利于增大中国的经济利益。由于“一带一路”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涉及领域多、国家多、合作机制更多，不可能短期内一蹴而就，因而，争取“早期收获”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点。在建设过程中，“早期收获”的安排应在重点国家、重点领域和重点合作机制安排上有所强化，这样既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有具体的展现，同时也有利于深化中国与外部经济关系。在这里，阶段性成果的设计与取得显得尤为重要。

赵江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APEC与东亚合作中心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