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贿，岂能“系统性”删除？

四川省眉山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志刚，因受贿等罪名，于今年5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1月14日，眉山中院二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记者调查发现，此案中，眉山当地6名公安系统高官向司法机关承认，曾向王志刚行贿，并签字画押。法院判决最终不予认定。据悉，这6人中，除1人因其他犯罪获刑外，其余5人仍任职。（12月1日 《京华时报》）

贪腐局长入狱，本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美中不足的是，本案中承认行贿的6名官员，除1人因其他犯罪获刑外，其余5人都悄然上岸。更吊诡的是，尽管6人承认，供述出于主动，未受胁迫、逼供和诱供，愿承担法律后果。但“一审判决书却称，这6人承认的行贿事实证据不足，所以不予认定。”也就是说，法院否定了所有公安系统内的行贿指控。

可问题是，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或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侦查取得的检控证据，经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审查后确认合法有效，可以用于公诉的证据。法院凭什么予以否认？而且退一步说，6人的证词真的不能成为证据，那么也就意味着，检察院取得证言的过程存在瑕疵，相关办案人员应受到处罚。这实际上，让6名涉嫌行贿的官员、检察院、法院，陷入一个零和游戏，至少一方存在错误，应接受法律制裁或问责。

但现实中却是5名涉案官员悄然上岸，检察院、法院也都“安然无恙”。这是正常的、能让人接受的结果么？显然不是。媒体纰漏的证词显示，眉山市公安局副调研员G，为调到市区工作，拿出10万元答谢王志刚；眉山市公安局M区分局局长L，为获得提升曾分两次向王志刚行贿10万元。这些线索，如果成立则是严重的买官卖官、以权谋私行为，理应进一步追责。倘若不成立，在庭审中当事人的名誉受到损失，检察院应该受到追责。

事实上，相关部门要厘清这些行贿指控并不难。比如， L局长的提拔是不是买官卖官，完全可以查一下当时党委班子的讨论提拔的会议记录，看一下王志刚有没有给他说话。再比如，Y称行贿的10万元中9.5万元是他先垫付的，再想办法报销。有关部门只要查一下相关账目，就可构成证据链。但遗憾的是，办案机关并未“宜将胜勇追穷寇”。

“集体”行贿，岂能“系统性”删除？当然，我们不能用臆指，法院否定了所有公安系统内的行贿指控，是在保护某些人上岸，是不想爆出家丑。但又是为什么原因，让案件陷入目前的两难局面呢？显然，相关部门需要给出一个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