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动产统一登记为改革提供法治基础

李克强总理日前签发第656号国务院令，公布《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六章35条，要求不动产统一登记做到“四统一”，即登记机构、登记簿册、登记依据和信息平台的统一。

不动产统一登记是一项众望所归的制度。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重要内容，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然要求。建立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对于明确不动产权利的归属和内容，维护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提高不动产交易效率，保护善意第三人，保护不动产交易安全等方面都起着积极作用。只有明确不动产的归属，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利益才能受到保护。严格来说，此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要解决的并非“登记”问题，而是“统一登记”问题。不动产登记其实早已普遍实行，只是分散于国土、住建、农业、林业、海洋等近10个部门，登记制度五花八门，管理机制各不相同。事实上，2007年《物权法》颁布时已提出“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此后便沉寂多年，直至近年来频繁曝出的“房叔”“房婶”新闻，意外地成为不动产登记条例的一个外部推手。如今，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正式实施，为建立更加健康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基础性的制度保证。

当然，我们不应忽视在条例落实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一个客观的现实是，多年来各部门已有各自的领域、各自的标准、各自的管理，这些已形成惯例。如何设置作为不动产登记立法核心的登记簿，虽然很大程度上是技术问题，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不动产法律实践的复杂性，各类不动产的法律基础并不统一，因此面临的困难也不小。尤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土地种类复杂，涉及利益主体较多，各地做法也不统一，这都是制度落实过程中可以预见的问题。事实上，住建部从2010年便开始推进住房信息联网，但在2012年6月如期完成了40个主要城市的联网目标之后，联网的扩围工作却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停滞状态，反映出不动产登记本身所存在的阻力。《条例》规定由一个部门全盘指挥，将能破解各自为政下无力推进的局面，但更重要的还是在行动上全面深化改革，坚决打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冲破既得利益的藩篱，让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真正实现突破。

对于这一制度民众显然赋予了更多的价值期望，比如“反腐”。尽管《条例》明确规定，只有权利人、利害关系人、有关国家机关可以依法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也不支持“以人查房”，但同时也承认，可适度挖掘不动产登记的衍生价值，如利用不动产登记制度与反腐败形成“组合拳”，在2017年实现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依法公开查询。客观来说，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并非要解决腐败问题，但是该制度的设置确实从很大程度上震慑一些其身不正的官员，因为这些不动产信息即便不对外公开，也事实上为相关部门所掌握，可谓一览无遗，心理上的阻吓作用是明显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动产登记制度能促使公职人员廉洁从政、如实申报房产信息，把自己的房产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如果能进一步与其他反腐制度形成“组合拳”，则反腐力度更是倍增，反腐效应更是彰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实行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产权清晰。只有从立法层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才能维护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市场交易的效率和安全才有更高保证，下一步改革才有基本的制度前提。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