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官现象折射“官念”之变

【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让官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使有序流动成为新常态，人们就会以平常心对待辞官现象】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日前，陈延武辞去湖南益阳政协副主席，抖落一身“副厅级”光环，当起了“陈老中医”。年过半百，淡然告退。

官，本是一种社会职业，同医生、清洁工等各行各业一样，都是社会的需要。有许多一技之长的人，走上管理岗位，甚至弃“专”从政，把专业知识与精神带入了新的领域，当然，也可能会有“工作需要”和“个人兴趣”的矛盾。陈延武也曾在仕途奋斗，以求实现抱负。只是，蓦然回首，发现从医之心仍“在灯火阑珊处”，毅然离开，既是追寻个人梦想，又是对身份的重新定位。

这两年，干部辞官已不新鲜。有为求圆梦辞职的，如北京市昌平区原区委书记关成华，重返大学校园，潜心读书、观察、思考。有想“自我掌控生活”辞职的，如浙江省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在辞职感言中说：“这一刻，仿佛云淡风轻。”有因为工资低辞职的，如四川古蔺县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吐槽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尿布，工作6年还靠父母接济。有不满足现状辞职的，如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原处长陈伟才，告别战斗20年的公安岗位，改任珠海格力电器副总裁。

透过辞官现象，看到的是政治生态、社会发展的深层变化。

辞官者之所以有此勇气，与改革深化、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紧密相连。回顾历史，体制内的人曾三次集中“溢出”。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一批公务员赶潮下海；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改革开放步伐加快，民营企业政治地位提高，大量公务员再度辞“官”；第三次是2000年前后，政府机构改革精减人员，不少干部辞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人才双向流动奠定了更坚实的社会基础。几天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获得通过。机关事业单位与城镇职工的养老金并轨，更加促使人们以平常心看待“官”与其他职业间的多元选择。

辞官者的动机千差万别，但不能说完全与“为官不易”无关。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吏、反腐倡廉成为新常态。八项规定真落实，“老虎”“苍蝇”一起打，当官有权不能“任性”，更不敢腐败。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大环境下，过去那些认为当官旱涝保收甚至油水十足的人，发现领导干部很多时候属于“高风险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千军万马奔仕途的热潮自然会有所降温。

去职者渐行渐远，在职者应忠于职守。“官”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并无好坏可言，但如何为官，是有好坏之分的。为官一任，不能因制度严了就“在岗不在状态”。或会干不如会看，见风使舵，选择性办事；或会办不如会推，推诿扯皮，不办事、少办事；或善为不如善拖，拖延应付，马虎办事；或善管不如善转，尸位素餐，吃公家饭，干自家活。这些心态与行为，既与为民宗旨不符，也与公职操守相悖。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建立通畅的交流渠道，让官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让干部人尽其才，各尽所长。有朝一日，干部的有序流动，定会成为新常态。那时，再有辞官者，人们自会司空见惯、以平常心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