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使用死囚器官 更要有能力应对

2014年的最后一天，在电影《一步之遥》中扮演“霸气贵妇”的名媛洪晃公开刊文，就坊间流传的其母亲章含之使用死囚聂树斌之器官传闻发声。洪晃写道：“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回答，我妈妈换肾所采用的器官与1995年被执行死刑的聂树斌无关……但是我不能肯定她的肾移植跟王树斌、张树斌或者其他死囚无关。”

的确，关心死囚的权利是国民整体素质与社会文明程度优良的表现之一。从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将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的惟一渠道。这意味着备受争议的死囚器官从此要终结，所有器官移植都将依赖于唯一的自愿捐献来源。

在此，我们作为晚发国家再次弯道超车。我国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就走到了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源这一步。站在这个新的起点如何走好、如何填补停用死囚器官后的巨大需求缺口，比起赞美与掌声，更引人注目，也是必须直面的现实。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中国每年约有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而只有约1万人能够完成移植。当然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尤其是克隆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久的将来，我们或许能在专业的人体器官商店购买到克隆的器官。那时的一切交易看来就会简单、快速而不失优雅，完全迥异于今况。只是，在美丽新世界到来之前，我们面对的现实就是巨大的器官需求缺口。好在现状有些许令人有希望的改观。自去年我国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截至2014年12月2日，全国共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捐献2948例，累计捐献器官7822个。但是这一数据与现实需求相比，仍是杯水车薪。

器官捐献缘何遇冷？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恐怕与现行器官捐献机制有关。比如现行的从器官捐献到分配机制是什么样的运作模式，信息是否足够地公开透明，会不会存在权力寻租的阴暗角落。就如之前饱受争议的死囚器官问题，似乎处于一种暧昧而灰暗的操作状态，流言四窜。此外，现行的器官捐献渠道是否顺畅，手续是否简单，如果跟当下国内很多行政手续一样办理起来程序繁琐“跑断腿”，试问又有几人愿意捐献呢？再者，既然是器官捐献，就无法绕开脑死亡标准的界定问题。世界上已经有十来个国家以立法形式承认脑死亡为宣布死亡的依据，但我国关于脑死亡定义的相关法律仍难产中。

我国已然迈出了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这一大步，但相关法律层面的顶层设计则明显落后。尽管，《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已于2013年9月1日正式实施，但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力。脑死亡标准的法律认定也要尽快跟进出台。法律层面的问题解决了，让器官捐献、分配机制处于阳光下运行，及时、公开、透明，消除长期困扰人们的疑虑、猜忌也很是关键。否则，我国确实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了，但缺乏相应的法律与机制，巨大器官需求带来的可能是更为猖獗的器官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