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医不一定要姓“村”

【寻找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未来，要改变思路，村医不一定非得姓“村”。可以培育支援式、派出式的村医，只要能保障村民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可获得性就行了】

最近到重庆、湖北的农村探访，碰到的村医们心忧不已：自己老了快干不动了，可是找不到接班人。这样的焦虑，在近年的一线采访中，一直被持续不断地提及。

没人愿意当村医，是乡土中国面临的现实窘境。当初从“赤脚医生”走过来的那批村医越来越老，退休就在眼前。几年前，全国人大代表马文芳跑了3省18县，调查了100名乡村医生，这些人平均年龄高达63岁，行医时间长达43.6年。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农村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还会不断增长，甚至要往全科医疗卫生服务、“私人订制”的精细化方向发展，即便让这批老村医“超期服役”，也面临知识结构和管理模式的新挑战。

在乡村处于人口、资源等净流出的大背景下，村医群体的新生代也是“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近几年新医改虽然让村医收入趋稳，少部分村医甚至有所提高，但与原来有卖药收入相比，大部分村医收入比原来少了一大截，甚至不如外出务工。被寄予厚望的大学生村医人心不稳，一些人甚至一有机会就想走，因为在农村工作不仅收入低，业务发展空间小，生活也很枯燥，对年轻人毫无吸引力。各种调查数据显示，近10年来新从事乡村医生的年轻人数量明显下降。

其实，类似窘境不是我国独有，即使在发达国家，边远、偏僻农村地区也难留住村医。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把新生代村医留在农村，尤其是在中西部各种服务配套欠缺的广袤乡村，同样困难。因此，弥补农村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缺口的关键，恐怕不在留人，而在于找到一种途径和机制，让医疗卫生资源和服务流向农村。

寻找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未来，要改变思路。也就是说，村医不一定非得姓“村”，新生代村医不一定要长住村里。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国际上的“巡回式”办法，培育支援式、派出式的村医，只要保障村民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可获得性，就行了。

农村需要的是优质高效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而不是苦情奉献、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无奈坚守者。农村要获得便捷、安全、持久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必须解决当前困扰村医的收入、待遇等问题，让他们职业发展有空间、生活有奔头，舍此别无他途。

不过，即使采取了轮换式、支援式，也需要变换对村医的激励方式。比如重庆荣昌就用“计工分”办法，奖励村医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一些退出村医队伍的老村医还想重当村医，半夜村医也愿去村民家里随访。荣昌借此提高村医准入门槛，拥有执业资格的村医大量增加。当然，卫生主管部门还要加强服务质量监控，以防出现服务空白。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用老眼光看待村医这个群体，媒体给他们贴的标签常常是“坚守几十年”“默默付出”“无人接替”等。是时候走出这样的观念误区了，因为只有让村医回归价值轨道，顺利实现职业化转变，才能找到“明天谁给老乡看病”的正解。

（作者为本报经济社会部记者，长期从事医药卫生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