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迁徙”是社会变迁下的另类团圆

一票难求的春运车票、长途跋涉的费时颠簸、不菲的人情往来花费都让回乡游子们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不少人抱怨，过年走亲访友，瘪了钱包、喝坏身体，放假7天反而更累了。然而，有这么一些老人，在春运开始前“逆向迁徙”，去子女家里过年，省去子女往来奔波，也有更多时间与子女相处。

只要能团圆哪里都是家

杨朝清

在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的当下，回家的路，变得复杂和艰辛。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原本并不宽裕的假期，在往返的旅途上耽搁了不少；即使回到了家中，也将大量时间用在走亲访友、同学聚会、休闲娱乐上，真正的和父母交流谈心的时间少之又少。原本温暖的回家之旅，不仅费钱费力，也让合家团圆的亲情诉求大打折扣。

作为一种另类的团圆方式，“逆向迁徙”是一些老人对当下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尤其是家庭结构小型化、空巢化的一种回应和策略。在传统文化中，子女即使历经千辛万苦也要回家和父母团圆；在坚硬现实的挤压下，父母放下身段“逆向迁徙”，既体现了父母对子女的爱与关心，也体现了老人对亲情互动直接而强烈的利益诉求。

对于老人来说，“逆向迁徙”不仅可以外出走走逛逛、开开眼界，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子女团聚。“逆向迁徙”将合家团聚的成本从子女转移到父母身上，父母宁可自己多受苦受累，也要让子女少吃苦受累——在“父母心”的裹挟下，一些老人没有成本与收益的算计与功利，有的只是对精神慰藉和情感互动的向往和追求。

当下，父母和子女社会互动匮乏、亲子关系淡漠疏远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逆向迁徙”的父母可以近距离地了解子女的生存状态，体会子女的喜怒哀乐。许多时候，父母与子女的距离感和隔阂感，既源于代际差异下的认知脱节和话语裂痕，也源于社会互动短缺下的“自说自话”。只有走进子女的生活圈，父母才可以更加明白子女的爱与痛。

春运时节，“购票难”、“购票贵”成为难以纾解的时代难题。“逆向迁徙”则通过“打时间差”的办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缓解春运“出行难”的办法。通过错峰出行，“逆向迁徙”不仅减轻了春运压力，也节省了人力和经济成本。这种“曲线团圆”的方式，何尝不是一种“双赢”。

子女在哪儿，哪儿就是家。急剧的社会变迁，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重塑和更新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逆向迁徙”的爱与痛，见证了人们对合家团圆的期盼和对更好生活的渴望。毕竟，只要心理距离靠近了，再远的物理距离都可以想方设法抵达。

异乡过年是否还能记得住乡愁

张贵峰

为了实现过年团聚，一些老人选择“逆向迁徙”——去子女家里过年，这样一种新型的过年团聚方式，近年来，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并不罕见。相比传统的子女回父母家过年，这种“逆向迁徙”的父母去子女家过年方式，无疑有着许多明显的好处和方便。比如，不仅可以省去子女往来奔波，有更多时间与子女相处，也能避开春运客流高峰、减少不少购买春运车票麻烦。

不过尽管如此，进一步细加感受品味，这种父母去子女家过年的新型过年方式，显然又不都只是方便和好处，背后恐怕同样也有不少让人颇感无奈、感伤乃至苦涩的况味。

首先，对于那些在异地城市打拼的子女来说，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要做到接父母甚至是双方父母来自己家过年，一个基本前提是，自己起码得有一套堪称为家、足以安置父母居住的足够大住房。如媒体报道中的一名女子，为迎接父母来过年，甚至买了门对门的两套房子。如此任性尽孝的女儿当然堪称“孝女”，但这样的尽孝，显然又是以有钱有房为前提的；而这样的前提，对于许多在城市艰难打拼谋生的打工族尤其那些长期处于蜗居状况、常常感到没脸回家的农村大学毕业生群体来说，显然又是并不具备的。如数据显示，毕业一年后，约三成90后大学毕业生居住面积不足20平方米，农村家庭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最困难，失业率达30.5%，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每逢春节，“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样的话语，才会显得如此调动人心、撩拨人情。

再者，即使不考虑居住问题，选择“逆向迁徙”去子女家里过年，同样还可能面临其他许多不便或不利。比如，就父母而言、从疼爱体恤子女角度，去子女家里过年固然确实能省去子女往来奔波，也确实是能和孩子们团圆，在哪儿都是家，但站在为人子女的角度，以父母的往来奔波为代价来省去子女往来奔波，是否又会让人感到不安、不忍？再如，从传统的过年习俗及其文化内涵角度来审视，不用回家乡就能与父母团圆，固然是一种便利，但是，这样一种“家”与“乡”分割、不得不在异乡团聚的过年方式，是否还能算是文化价值和意义充分完整的过年？通过这样的异乡过年方式，我们是否还能记得住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