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通缉令全球布控，更要加强国内监管

22日，按照“天网”行动统一部署，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近日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通缉令显示，在外逃人员可能逃往的国家和地区之中，逃往美国的最多。

红色通缉令上有一些为人耳熟的名字，比如涉贪2.532亿元的“浙江女巨贪”杨秀珠，程维高之子程慕阳，携数亿元公款潜逃的原中储粮河南周口直属库主任乔建军……这些人潜逃已久，仍然逍遥法外，让人感慨。尽管有些人员曾经被发过红色通缉令，但大部分人员系首次出现在红色通缉令中，这是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首次公布百份红色通缉令，可看出中央反腐的决心，以及对外逃人员“哪怕跑到天涯海角，也难逃惩处”的严肃宣示。

百名外逃人员信息涉及姓名、性别、原工作单位及职务、身份证号码、外逃所持证照信息、外逃时间、可能逃往国家和地区、立案单位、涉嫌罪名、发布红色通缉令时间和红色通缉令号码，悉数公布，说明我国对相关外逃人员的情况尽在掌握之中，不仅可震慑外逃人员，也为国内意欲外逃的人员敲响警钟。同时，还能动员公众参与追逃。在为此举点赞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红色通缉令背后的现实命题。

比如，百人中2013年外逃的最多，高达12人，传递的信号是十八大以来反腐呈高压之势，一些人看苗头不对，便溜之大吉。而值得注意的是，百人中，四分之一拥有多个护照信息，其中，深圳玉威实业公司总经理朱海平、浙江昌大进出口有限公司经理邱耿敏各自拥有5本护照。这些人之所以外逃得逞，显然与其拥有多个护照大有关系，这就需要强化对官员护照的监管。

比如，在外逃人员可能逃往的国家和地区之中，逃往美国的最多，共计40人；逃往加拿大的次之，为26人；而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也是外逃人员相对集中的国家。这些人之所以以美国与首选，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方美方未签订引渡条约。据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宏称，美国法律规定只有在签订双边引渡条约情况下才能开展合作，即使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美国也认为不能作为引渡的法律依据。此外，2013年6月，中国与加拿大谈判完成“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协定”，但尚未签署。中国早就和澳大利亚签订了引渡条约，中国方面虽已经通过，但澳大利亚议会尚未批准。诸如此类的制度性障碍，使一些贪官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当成犯罪避风塘。但是，随着中外合作的持续推进，贪官断无可能永远逍遥。

再比如，此次公布的100名外逃人员之中，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担任“一把手”的多达48人。对一把手的监督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有的一把手，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决策“一张纸”，缺乏足够制衡，不仅容易贪腐，还容易造成决策失误。

当然，并非只有一把手才会腐败，权力不受监督，清水衙门也可刮出油水，权力再小也能成为大贪。比如通缉令中的李华波，被成为小官巨贪的典型，据报道，李华波曾任江西鄱阳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涉嫌卷走9400万元公款，2011年举家搬到新加坡。通缉令上也并非全是贪官，还有副教授——云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郭欣，隐瞒犯罪所得，逃亡美国；还有普通职工——原江苏省交通厅职工刘全洲，涉嫌贪污，2002年3月外逃。

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副局长段大启表示：“红色通缉令一经发布以后，具有全球布控的效果。”红色通缉令，一方面通缉外逃人员，争取将其引渡回国，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的监管部门要加大力度监管，不让人员外逃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