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对官员“抑郁自杀”做“有罪推论”

5月4日，安徽省教育厅外事处处长耿尊芳从办公楼坠楼身亡，这是5月第一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三起官员自杀事件。官员作为抑郁症患者中一个特殊而隐秘的群体，逐渐浮出水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医生李恒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近三年因抑郁倾向就医的官员明显增多。很多官员有心理问题不愿主动就诊，担心这病影响仕途，一些“问题”官员只是私人介绍，不走医保，怕医院泄露秘密。（5月12日，新华网）

一个星期之内，已经连续发生了三起官员自杀事件，这样密集的自杀行为，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回顾以往的官员自杀新闻，我们会发现，除开一些畏罪自杀的官员之外，还有一些正值壮年，也处于自己仕途的上升期的官员，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专家对于他们的离去给出的说法是：“抑郁症”。

但是，对于官员“抑郁自杀”的说法，不少的民众却并不买账。尤其是在专家的言论已经贬值，反腐风暴持续劲吹的大社会背景下，民众更愿意去对“抑郁自杀”的官员做“有罪推论”。不是因为担心贪腐行为暴露，官员为什么要自杀呢？不是自己心中有鬼，官员怎么会患上“抑郁症”呢？这是民众经常会对“官员自杀”进行的追问。

当然，不可否认，在“抑郁自杀”的官员中，确实存在一些贪腐分子，他们选择自杀的方式，离开这个人世，逃脱法律和舆论对他的惩罚。可是，这些官员毕竟只是少数，我们怎么可以犯下“以偏概全”“一竿子打死一船人”的错误呢？

一些民众之所以会对官员“抑郁自杀”产生质疑，很大程度上源于，在他们的心目中，公务员群体的烦恼只会来自于自己的贪腐行为。现在反腐日盛，这些官员便惶惶不可终日，成天提心吊胆，于是心生抑郁。如果，这样的理解公务员群体，那其实是一种误读。每一个职业都有每一个职业的烦恼，公务员也不例外。他们也要面对吃喝拉撒，也要面对家长里短，也会为晋升而苦恼，也会为工作而忧心。来自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足以让心理脆弱的官员患上抑郁症。而且，统计显示，重症抑郁有近15%的自杀率。因此，不要简单的将官员自杀，归为“畏罪而亡”，还需关照公务员群体患抑郁症的客观现实。

若是待查官员，抑郁自杀，我们还可以将其解读为“畏罪自杀”。可是，对于那些真患有抑郁症却又没有贪腐行为的自杀官员，我们还是进行“有罪推论”，那就万万不该了。现在都在提倡“以人为本”，人都死了，还需“以死为大”，死后还在舆论上对其说三道四，也不是对于死者该有的尊重。

官员“抑郁自杀”，有罪没有罪，最有发言权的还是纪委的调查。在官方没有对自杀官员做出“畏罪自杀”的定论下，民众就习惯性地质疑，陷入“一看到官员自杀，就想到官员贪腐”的思维怪圈之中，何尝不是一种思想懒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