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事业进展的“数字言说”

6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这是自1991年中国首部人权白皮书出台以来，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第12部综合性白皮书，也是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第三年连续发布年度人权白皮书。（相关报道见A3版）

冷战结束之际，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突然终止，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被持续紧张的国际安全形势所掩盖的人权争端开始浮出水面，人权问题一度成为中国外交争端中的焦点领域。自此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中国对人权问题的态度，也经历了从“避谈”到“谨慎谈”，再到“从容谈”和“主动谈”的历史转变。

在上世纪90年代初人权争端开始凸显之际，党的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曾作出人权问题“回避不了”的批示。1991年11月，《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在对待人权问题的观念上实现了重大转变。

首部人权白皮书的发布，标志着中国的人权事业迈出了重大步伐。没有以发布人权白皮书制度建立为标志的政治上和思想理论上的突破，可能就不会有十年前的“人权入宪”以及2009年之后两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制订实施。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人权领域的斗争较为激烈的时期。反映在首部白皮书中，这部长达近四万字的文件，开篇即用了大量篇幅揭露近代“帝国主义者”在我国制造的人权灾难。不难看出，关于历史的阐释除了用以对比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权状况的改善，还表达了对冷战结束后西方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不满。我国在开始谈论人权问题的早期阶段，在谨慎之中包含着对西方的高度警戒。

新世纪之初，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访美时明确表示，由于历史原因，在我国“要把人权工作做得十分完美是不现实的”，中国愿意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有一个渠道来对话”。承认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可能存在的缺失，并非对西方借人权问题干涉我国内政的让步，而是对自身人权状况更加自信的表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的那样，“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新世纪以来，除了8部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综合性白皮书，我国政府还陆续发布了数十部关于消除种族歧视和妇女歧视、反对酷刑、维护儿童和残疾人权力等人权具体领域的专题性白皮书。此外，针对美国发布的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我国还发布了多部关于美国人权记录的白皮书。这表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已经进入了“从容谈”和“主动谈”的历史新时期。

应当承认，中国同西方国家在人权观念上存在众多分歧。作为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解决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仍然是中国当前人权事业的重中之重，但无视中国在人权事业上的持续进步，要么是出于偏见，要么是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

注重用数字说话已经成为近年来多部中国人权白皮书的突出特点。除了少数简短的评论性文字，2.1万字的新版白皮书中的陈述，几乎是用各种精确的数字和百分比连接起来的。透过一组组数据，中国人权事业“积跬步”式的进展在新版人权白皮书中再次得到了明确体现。

与一年前发布的《2013年中国人权白皮书》相比，新版白皮书九个部分的结构虽然调整不大，但引人瞩目的一个变化是，首次将“公正审判权”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加以阐释。在这个引人注目的部分，白皮书列举了念斌案、呼格案两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错案平反事件。个案被写入白皮书，反映了中国在强调“群体人权”进展的同时，也在开始重视对具体个体人权的关注。

此外，中国的年度人权白皮书已经连续两年将“环境权利”作为单独部分论述，并在新版白皮书中列举了“2014年因环境污染犯罪而被移送公安机关的案例数量超过了以往十年的总和”的事实。这表明我国对人权内涵的理解，正在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拓展，而中国政府在改善关系到全民切身利益的人权问题时，所付出的努力是巨大且成效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