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户籍制度变革的同时,能否对处于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建立起国家临时监护机制?能否积极行动起来,探索留守儿童社会关护网络?】 6月9日深夜,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兄妹4人在家中服农药中毒,齐齐殒命。直到昨晚,这4兄妹在外打工的父亲和不知所往的母亲仍处于失联状态。 没有人确切知道孩子的父母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这些孩子去世前真实的心理状态。有报道说,孩子们因贫困而辍学,三餐仅食玉米面。官方却表示,孩子们并非因贫困自杀:孩子们居住的楼房建于2011年,估价超过20万元,家中尚有粮食(主要是玉米)1000多斤,腊肉几十斤,银行卡中还有3500多元存款…… 也许,这些数据是真实的。但是,这些数据又能证明什么呢?对这些逝去的幼小生命而言,他们所惧怕的,恰恰是生活只剩下了这些冰冷的数字。父母很遥远、爱很遥远,贫穷很近、孤独很近,没有什么能够照亮他们所在的幽暗社会底层,没有什么能够照亮他们内心的绝望。 近年来,留守儿童非正常死亡案例数不胜数。贫困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仔细分析这些案例,压垮他们幼小心灵的却往往是非常细小的生活变故。去年1月,安徽望江县9岁留守少年小闯在屋外厕所房梁上自缢,仅仅因为接到妈妈电话,说今年不能回家过年;前年,13岁苏北留守少年小宇因害怕父母离婚,选择自杀,所幸获救。物质和情感上的极度缺失,使这些孩子感觉自己完全被生活所抛弃,面对无力冲破的孤苦与黑暗,他们选择了死亡的解脱。 究竟有多少留守儿童处于这样极度不安全感当中?有报道说,大约有6000万留守儿童。他们是“事实性孤儿”,是中国长期城乡二元体制问题、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城市化进程中急功近利问题、乡村空心化问题等城市转型期各种问题的折射。任何基于一般社会救助一类的措施,都不能拯救这些“事实性孤儿”。 制度的问题需要用制度变革、制度创新的方式去解决,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是最终解决途径。但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束手无策,在推进户籍制度变革的同时,能否对处于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建立起国家临时监护机制?能否积极行动起来,探索留守儿童社会关护网络?一些地方虽然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却总是担心这些留守儿童会成为巨大的负担,担心民间组织的力量,不愿主动作为。 留守儿童问题绝不仅仅涉及6000万儿童个体的命运,也不只是少数家庭的悲剧。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歌,它用极端的方式提醒着这个社会的缺陷,拯救这些孩子,就是拯救我们社会、拯救我们自己。 本报特约评论员 李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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