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留守儿童需要怎样的关注？

4名留守在家的儿童因为服食农药中毒，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发生在贵州省毕节市的这起悲剧，让人们再次将目光聚焦至留守儿童群体。落单花蕾本来就缺少关爱，尚未绽放就先凋零更是令人痛心。留守儿童之死，凸显家庭和社会对他们情感关爱的不足，如何携手给这些渴望正常家庭关爱的孩子一份“情感关爱低保”，值得各方深思。

保护留守儿童，缺的是行动

冰启

9日23时许，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据悉，4名儿童为留守儿童，年龄最小的5岁，最大的13岁，父母均在外打工。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对儿童死亡原因展开调查。

三年前，贵州毕节曾发生震惊全国的5个孩子死在垃圾箱的事件。针对其中有4名学生处于辍学状态，毕节市曾宣布对全市范围内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市、县（区）财政每年拿出经费约6000万元用于保障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这无疑是想得很周全的措施，尤其是逐一排查、一对一帮扶，已经超过很多专家的建议，然而，悲剧还是再次在毕节发生了。

必须追问的是，当时政府宣布的措施，是不是只是为了应对舆论压力的表态，在宣布之后，根本没有排查，也根本没有一对一帮扶，连6000万经费也是空头支票？从近年来发生的留守儿童伤害事件看，地方政府在事故发生后，表态都是积极及时的，宣布的措施都很给力，可之后不落实实施的，比比皆是，这导致问题再次发生，对此，必须切实建立长效机制，来解决留守儿童的求学和生活问题。

据报道，当地村民反映，1个月前，4个孩子因为没有生活费辍学在家，家里唯一的食物是孩子父亲去年种的玉米。平时，4个孩子将玉米磨成玉米面，不用筛子筛干净，就凑合吃了，“因为太穷了”。那么，请问，毕节是怎样解决留学儿童的求学问题的？为何会出现因缴不出学费的学生辍学的问题——难道学校把缴不出费用的学生赶出学校？当地政府排查到这4名留守儿童的生活困境了吗？

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各级政府有保障每个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未成年人必须有成人监护，在这起留守儿童致死事件中，地方政府的失职是显然的。不少舆论在事发后再次提出建议，比如，要重视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生存问题，对留守儿童进行一对一帮扶，给他们关心。而这些措施，当地政府早就想到了，对于怎样保护留守儿童，政府部门官员根本不需要教，他们能说出一系列完备的方法帮助留守儿童，包括不留死角，一个也不能少，可这是作秀，现在缺的是行动，行动，还是行动。对于这起4名儿童自杀事件，要追查三年前政府部门的承诺是否到位，不能只有表态没有行动，如果没有到位，应追究地方政府官员以谎言应对公共事件的责任。

相对于救助留守儿童的具体招数来说，当前乡村教育的治理机制建设更为重要，为何留守儿童的问题一再出现，各种招数都已想到，可解决起来却乏力呢？根源在于，村民无权参与教育管理、决策监督，很多地方，只是被动等待政府的措施，没有也就没有，纵有意见，也无可奈何。只有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对教育投入、经费使用、孩子权利保护等进行民主管理，才能走出现在地方政府部门高调重视问题，现实中却不解决问题的困境。

另外，对于2000多万留守儿童，我国中央政府和各地省级政府，必须有统筹解决的系统方案。在当前，由于户籍制度和高考录取制度的局限，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留守儿童还会很长时间存在，那么，对于留守儿童，我国政府必须启动建立国家监护制度，率先对这部分父母监护人在外的儿童，实行国家监护，由国家履行监护责任——在发达国家，所有儿童都基本实行国家监护制度，由国家保障儿童的生活、求学和医疗。只有对留守儿童建立国家监护制度，才能切实保障每个留守孩子在父母不能有效履行监护责任时，孩子照样拥有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

寻找稳定的制度性关注和保障

乾羽

孩子是人间的天使，本该有着天真快乐的童年，但是新闻中4名农药中毒的儿童，却更像是被遗忘的弃儿，他们在中毒死后才被人关注。他们到底有着怎样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喜怒哀乐？在事件调查清楚之前，我们只能去猜测。但零星的信息，也已经传递出逼人寒意：只剩下4个孩子在家里，他们自己照顾自己；4个孩子因为没有生活费辍学在家，家里的唯一食物就是去年的玉米。即便农药中毒的原因还不得而知，而这些信息却是真实的，这些真实的信息足以压垮孩子的童年，也理所当然地击中我们的泪腺。

这并不是毕节留守儿童第一次出现在新闻中，类似悲剧之前就曾经“上演”过。2012年，5名身份不详的男童，被发现死于毕节城区一处垃圾箱内。据警方调查，5个小孩系躲进垃圾箱避寒时一氧化碳中毒身亡。

当毕节留守儿童两次以如此残忍的方式闯入我们的视野时，到底该如何关注？关注新闻中的已经逝去的孩子，关注毕节的留守儿童，关注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新闻报道和舆论关注是第一个层面。如果没有新闻报道和舆论热议，我们不知道有一个地方，曾经发生这样的悲剧，有一个群体，正在过着一种我们想不到的生活。但是，新闻报道通常是一次性的，舆论也有其发展演变规律，一段时间之后，新闻的热度就会降低，相关舆论就会停息，人们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就像2012年之后，公众再次关注毕节留守儿童，已经到了这一次，这一个时间点。

因此，还需要第二个层面的关注，把话题上升到议题和问题的高度：把毕节留守儿童的话题，当成是一个需要深入调查和全面还原的议题，当成是一个需要深刻讨论和迫切解决的问题。只有把这个话题当成议题，在新闻走向平淡，舆论走向停息之时，需要被关注的对象才不会被遗忘，他们身上存在的问题才可能被继续关注。

当然，之所以要深入分析，要深度讨论，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寻找稳定的制度性关注和保障。即便是课题研究，也只是一种外在观察，在提出了问题和建设性意见之后，问题该如何解决就成为社会需要思考的命题。在某种程度上，话题和议题不过是引发制度关注的议程设置者，若没有制度建设、制度完善跟进，话题和议题也就无法发挥实际干预效用。这就意味着，当毕节留守儿童非正常死亡的第二个案例出现时，媒体应该更有耐心地接近真相、引导舆论，公众应该更有责任地分析现象、思考问题，而有关部门也应该更客观全面地关注事件、关怀群体，拿出一个积极而完善的预案出来。只有经过这样的过程，一个留守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事件，才不会快速地消失于海量的新闻看点中，成为一次感动的由头，然后消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