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被拐马戏团我们岂能“看把戏”？

儿童被拐是天下最大的不幸，足以摧垮一个家庭。万幸的是，好心人的救助帮毛毛和父亲团圆。然而，并非所有的被拐骗或强迫乞讨的儿童都能成功“逃离马戏团”。毛毛的父亲希望儿子的故事能给世人警醒。而作为社会人，每个个体都值得就地反思。

首先，马戏团需要“票房”来支撑，有观众才有利润。即使是流动于乡村的“帐篷马戏团”，也会选择到相对繁华的集市售演。问题也随之而来。经营马戏团必须有关部门的审批手续，若没有合法手续，民营马戏团会面临执法监管和相应处罚。《刑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都明令禁止强迫或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表演、乞讨。只要执法部门监管执法到位，就能及时发现违法涉案行为，或通过“两法衔接”程序向司法部门移交。遗憾的是，监管并未如期而至，以至于“黑马戏团”非法拘禁毛毛半年之久。

其次，社会不是“无声机”，对任何不公都有人站出来呐喊。既然毛毛碎玻璃上的表演呈现于观众面前，为何没有人站出来质疑或者直接报案？最近，“拐卖儿童判死刑”的网络转帖引发“群氓宣泄”，后经证实是某婚恋网的营销策划案。窃以为，两件事暗合了一个共同点——消费廉价同情心。事实上，许多人在对“拐卖儿童”义愤填膺时，却不约而同地扮演着“沉默大多数”。在“马戏团拐骗儿童案”中，人们伸长脖子看把戏时，却对未成年人的危险处境冷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看客心态。试想，只要有一个人对未成年人乞讨、躺碎玻璃的“马戏”保持一丁点疑惑和理性分析，就能够以最短时间报警并解救出毛毛。

以打拐为题材的电影《亲爱的》余热不减。其影射的社会面问题也值得思索：一个充满温度的理性社会，绝不能只靠同病相怜的弱者抱团取暖。马丁·尼莫拉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的著名“碑文”寓意深远：它精辟地阐述了人世间正义与邪恶、自我与社会、助人与被助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当今社会中，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政党乃至一个国家，如果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为社会正义而付出哪怕一点点代价，那么最后吃亏和受到惩罚的还将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