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基本法”的核心命题

【既遵循国际多边组织的运行惯例，又预留了创新空间，是《亚投行协定》的主要特征。亚投行未来的顺利发展，由此获得了机制保证。】

29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在北京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标志着亚投行走完了建章立制的程序，形成了各方需要遵守的“基本法”，距正式成立只有一步之遥。

亚投行的设立主要基于亚洲有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现有国际金融机制存在低效、不透明的缺陷，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等一系列现实情境。这意味着，二战以来首个非制度安排形成的亚投行，在未来的运行中必须对促使其生成的现实情境作出有益的、建设性的贡献，才能体现其价值。具体而言，亚投行能否弥合不同成员的不同利益诉求，能否形成专业、高效、廉洁的内部治理机制，能否反映国际经济格局发生的变化，能否与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形成互补性，决定着亚投行的未来。

这也是亚投行“基本法”的核心命题。《亚投行协定》的顺利签署，表明在这些问题上已有明确答案。

其一，是基本实现了成员国不同利益诉求的平衡。投票权分配是亚投行机制的重中之重。根据协定，亚投行的总投票权由股份投票权、基本投票权以及创始成员享有的创始成员投票权组成。股份投票权和创始成员投票权按出资比例和加入时间分配，符合国际惯例和市场原则；基本股票权由全体成员平均分配，对于出资比例小的成员来说，意味着获得了超过其投资比例的话语权。三种形式构成的投票权，注重了市场原则与平等原则相结合，保证了亚投行投票权分配的公平合理。

其二，反映了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趋势。按照协定，各成员国以GDP为依据分配股权。考虑到不同国家GDP核算方法的不同，为保证公平，对GDP的核算按汇率计算法和购买力平价计算法二者加权平均计算。基于此计算基础，中国、印度、俄罗斯、德国、韩国与澳大利亚成为前五大股东（韩、澳并列第五）。这一排序是国际多边机构中首次体现新兴经济体的优势，充分显示了国际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其三，体现了真正的区域开放主义。协定签署前，外界一直猜测中国会不会追求有一票否决权的超级地位。尽管从目前看确实体现了中国的主导权地位，但包括美、日在内的世行和亚行成员，仍可成为亚投行成员，因此，股份和股票权的分配处于动态进程中，随着新成员的加入，中国的股份和投票权比例可能会稀释。亚投行的这种开放性，体现了真正的区域开放主义。

其四，透露出提高效率的追求。协定规定，理事会是亚投行的最高决策机构，根据事项重要性，理事会采取简单多数、特别多数和超级多数原则决策，有利于利益兼顾与决策效率之间的平衡。

既遵循国际多边组织的运行惯例，又预留了创新空间，是《亚投行协定》的主要特征。亚投行未来的顺利发展，由此获得了机制保证。

本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