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抑郁症”成官员自杀的代名词

昨天中午，一名男子在浙江省海宁市行政中心坠亡。昨晚，海宁市政府新闻办证实，死者系该市纪委派驻信访局纪检组长杨某，今年47岁，经了解排除其受纪委调查可能，未炒股也无经济纠纷，初步调查其系因抑郁跳楼。（7月6日《京华时报》）

百度一下，发现官员得抑郁症自杀的案例实在不少，而且大部分都在自杀前有过预兆，自杀后警方也在其住处或行李中发现有精神类药品。当然，大部分民众是相信官方的调查结果的，也相信在国家改革关键时期，政府官员所承受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因工作压力太大，精神出现恍惚或异常，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

但如果集中性出现官员因精神抑郁症跳楼、上吊等自杀事件，再加上常出现的各地“打虎拍蝇”声不断，难免会让人对这两者之间产生联想，官员自杀到底是出于身体原因还是另有他因？少部分人的悬念、猜测，自然会影响到大部分人的感受和思维，再加上个别官方消息的滞后，谣言四起，舆情次生灾害发生也就再所难免了。

海宁官员杨某自杀，其家属和单位同事反映，杨未炒股也无经济纠纷或往来欠款，但近期有焦虑和抑郁表现，杨某此前曾有过自杀念头，后来被家属劝阻。毫无疑问，杨某出现情绪反复、焦虑和抑郁表现，不是毫无先兆的，而且还产生过自杀念头，但家属却没有及时向组织反映，单位同事也未将此当回事，最终造成了悲剧的发生。

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发展，经济要增长，法治要跟上，民众生活要上档次，可以说任何一件事情都关乎国计民生，特别是在人民物资文明达到了一定水平的今天，对于精神文明的追求亦成为民众头等大事，这其中包含了参政、议政、法治、知情等各方面权利的诉求，而民众这些诉求的压力潜移默化中转嫁到了政府官员身上，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民众无限放大，都会被烙上政府的印迹。

这其实也是我国社会转型期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在经受着诱惑和考验，这是双重的。民众痛了可以喊疼，而政府官员痛了，却必须咬着牙忍着、受着，因为他们是父母官，是改革的设计和执行者，更是百姓前行的引领者。

抑郁症不是个万能症，它能够解释官员自杀现象，但无法承担官员自杀之责。一个和谐的国度，不仅要有健康的政府体制、官员体魄，要有具备健康心理的民众心态，更需要一个官民互尊、互重、互爱的良好氛围。官员因抑郁症倒下了，意外的一幕谁也不愿意看到，但屡屡发生，还能算意外吗？这又该由谁来担责呢？我们的各级政府、各级组织是否该好好反思一下，如何保障好官员的身体健康，如何保障好他们的家庭幸福，让官员们有更好的精力和体魄投身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