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执法开启“约谈模式”

环保部昨天在通报今年上半年环境监管执法工作情况时透露，今年前6个月，全国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案件292件，罚款数额达23635.09万元。到目前为，共对10个城市政府实施约谈，其中，环保部直接约谈两个地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被约谈后，仅在华北环保督查中心管辖区域，就有57名相关主要负责人被批评、警告、免职。

罚款、“约谈”年年有，今年特别猛。以约谈论，机制运行长达十年，去年开始发力，正式进入“约谈模式”。去年9月，环保部公布“约谈暂行办法”，衡阳市市长成为环保部的第一个约谈对象。统计资料显示，从2014年9月至今，被环保部约谈的城市超过20个，既有保定、驻马店、临沂、郑州这样的“老大难”，也有昆明、无锡这样的“后起之秀”。据媒体公开报道，各市政府负责人在约谈会上几乎一致表示“震惊和愧疚”、“检讨和歉意”，继而保证整改。个别城市“闻过则急”，采取“休克疗法”，如山东临沂，在约谈后第5天，突击对全市57家污染大户紧急停产整顿，成为全国唯一在约谈后采取停产整顿的城市。这样的节奏，下一个被环保部约谈的城市是谁？

在一个科层结构体系中，政令传递是一道难题，管理梯级越多，落实效率越低。环保体制更是如此，环保部门并非垂直管理，地方环保部门也要看地方领导眼色行事，导致政策法规“到了地方就走样”，甚至很难推下去。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主任刘长根就坦言，“以前我们督查这个压力是传不下去的，部里一个文件想到基层那是很难的”。直接约谈地方“一把手”，算是抓住了“牛鼻子”，因为地方保护主义往往是环境保护的“大敌”。在约谈制造的巨大政治与舆论双重压力之下，地方“一把手”无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有这一重要“抓手”，很多事情就好办多了。环保如是，其它工作亦如是，“一票否决”就是这种思维的产物。

撇开地方环保部门，一竿子插到底，直接约谈地方“一把手”，成效固然可喜，公众也当点赞，只是喜中不免带忧。一方面，被约谈对象闻过即改那最好不过，要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甚至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又当如何——环保部是否有一招制胜的“王牌”？另一方面，环保约谈的效率再高，终究不过权宜之计，并非常规手段，足以应急，难言长效。可以说，环保约谈效率越高，反衬出常态治理越不足，制度化建设越艰巨。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冲破环境保护困境，需要强有力的顶层设计，采取非常手段，更需发挥基层力量，将整个环保系统力量都调动起来，进行常态化治理。

因在雾霾治理、信息公开、环保执法等方面有重要突破，从今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新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如今，法律上路了，环保执法却跟不上来，对于社会议论日久的诸多问题，如环境管理职能过于分散、部门职责不清、环保监管体制不独立等等，至今未有明确交待。关系万千里，改革不容易，但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给我们留下多少时间？前路坎坷也要出发，朝着建立“从再生产全过程着手，形成从山顶到海洋、从天上到地下的所有污染物严格监管制度和一体化污染防治管理模式”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