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红灯示众”意义大于争议

媒体报道，武汉武昌徐东大街与友谊大道交会路口的人行道上，新安装了一个抓拍“神器”，上面写着“行人闯红灯自动抓拍系统”。同一行人连续3次被拍到闯红灯，就会被列入黑名单，其闯红灯视频和脸部照片会自动上传至数据库，并在系统中央的LED显示屏上滚动播放。此举一出，引发网友关注。

近年来，为了纠正行人闯红灯陋习，各地都想了不少办法。不仅此举，武汉也曾推出“文明接力”举措，要求闯红灯行人替市容监督员站岗；南京曾实行“通报单位”做法，要求单位对闯红灯员工进行教育；宿迁也曾借助“舆论曝光”手段，在当地媒体刊登闯红灯行人的照片、姓名和住址。说到底，对行人闯红灯进行纠偏，必须提高违规成本，加强外部约束。

但是，各地在治理行人闯红灯上付诸的创新努力，也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质疑。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根据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处罚行人闯红灯的方式仅限于警告或罚款，其他任何方式似乎都于法无据，有悖于现代交通管理的法制化追求。

其实，如果这样理解法律，恐怕就过于机械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开曝光、通报单位、强制站岗等手段，是处罚，但更是教育。《道路交通安全法》还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经常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提高公民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执行职务时，应当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曝光等手段既是对当事人的教育，也是对社会公众的提醒。

长期以来的实践证明，对于行人闯红灯，我们要么是法不责众、轻易放过，要么就落实为小额罚款或口头教育，覆盖面小，教育意义与警示作用都不大。以武汉的做法为例，自动识别抓拍系统的引入，首先解决了一个取证问题，消除了一些人的侥幸心理；其次通过公示曝光，加强了对闯红灯行为的威慑力。因此，对于争议的存在，起码可以将这样一个问题又一次引入公众视野，让公众参与到文明与不文明的讨论中，参与到文明建设的出谋划策中，这不妨也视作一种公民教育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