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基础上的个性表达

段奕宏、邓超、郭涛相互给力，又相互支撑，擎起了《烈日灼心》表演的天空。

曹保平电影对表演的要求向来苛刻。《光荣的愤怒》中，他在强情节冲突的基础上，追求的是“纪录性”表演。为此，他要求巫刚屏蔽其以往表演中的一切习惯性小动作，一言一行都追求叶光荣这个人物本身的合理性。在《李米的猜想》，他又在表演中强化了动作性，比如邓超看到王宝强落下的画册追赶不得，以头撞墙，弹回时正好狼狈地撞上卖菜的推车。换一个导演，可能到撞墙就完了，曹保平却加了一个推车来强化突发性、混乱性以及人物内心的纠结与狼狈。

在《烈日灼心》中，曹保平更强调用内心戏来生发人物的行为逻辑，比如司机郭涛搏命追飞车贼，并不是如何英雄无畏，而是七年内心折磨他已有死心。协警邓超的一次次搏命出手也是同理，而这些，都是他们最后“以死谢罪”逻辑网络的一部分。

《烈日灼心》改编自须一瓜小说《太阳黑子》，故事本身在强情节罪案类型片上有一定优势，曹保平的改编则有破有立，影像的转化走得更加高远。影片在罪案类型片基础上强化了导演意识，叙事、影像和表演调度都渗透着导演的印记，在类型基础上将个性表达做到了最大化，这在影像风格趋同的当下，有其可贵的一面。影片在叙事上的几处反转也相当精彩，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当然，对于编剧出身且在电影学院文学系任教的导演曹保平而言，我们对他的剧作要求可以更高——影片在叙事视角和线索取舍上均有举棋不定的地方。开篇的评书视角与后程的带入性叙述之间，多有违和，房东一线的精心设计，在剪辑最后也成了一个吊诡的存在。上海电影节把金爵奖最佳导演给了曹保平，而最佳影片旁落，想必也有个中缘由。

大多数人把《烈日灼心》归位为一部以救赎为主题的电影，这显然粗糙了，个人以为，《烈日灼心》其实是一部以“救赎的不可救赎”为立意的电影。当然，这种概括也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认知，在导演曹保平叙事中，更多地是在揣摩人性的复杂面。三位原罪青年，他们在青春年少时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然后在余生的七年中备受煎熬，他们后来的善举以及纠结的种种，岂是一个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的概念可以概括。他们最后的选择，与其说给尾巴一个更加干净的人生，不如说他们自私地选择结束自己的煎熬，只不过顺带着给尾巴留下了那点聊以自慰的人生“福利”。没错，这的确是一部关于救赎的电影，但它的落点却是“救赎的不可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