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英雄先烈不容忘却:中共情报战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三）在沦陷区建立隐蔽战线，打进日伪内部，开展对日伪的情报战

在发动群众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沦陷区建立隐蔽战线，打进敌伪内部，开展对日伪的情报战，先后在华北、华中、华南以及重庆等地建立了情报组织，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

获取日军本间师团进攻台儿庄的作战计划：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华北联络局在天津日军本间师团内策反了一个翻译。台儿庄战役前，这个翻译把搞到的本间师团进攻台儿庄的作战计划交给华北联络局，华北联络局负责人谢甫生立即将情报转送李宗仁在天津的情报员。台儿庄战役胜利之后，李宗仁专门发电感谢这份情报，还寄发百元奖金。

派遣共产党员关露打入汪伪76号特工总部：在大力经营香港情报工作的同时，潘汉年利用上海错综复杂、敌我交错的环境，大胆从容地与日军、汪伪展开一系列情报战，为抗战的胜利屡建奇功。潘汉年由香港抵达上海后，着手建立情报工作班子，先后建立与延安、香港、重庆等地联络的电台。并选派一批骨干打入敌伪军政警内部，形成了一支地下尖兵；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无畏精神，向汪伪头目进行策反，获取重要战略情报。

潘汉年还指示与丁玲、张爱玲并称中国文坛三才女之一的关露打人汪伪76号特工总部。关露原名胡寿楣，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21岁就发表了处女作。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后，关露积极参加上海左联的抗日活动，并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宣传部副部长。在此期间，关露出版了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并为电影《十字街头》创作了插曲《春天里》。潘汉年之所以选择关露，是因为原为共产党员的李士群被“中统”逮捕期间，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曾收留并照顾过李士群怀孕的妻子叶吉卿。李士群夫妇一直很感激胡绣枫一家。后李士群自首投靠“军统”。上海沦陷后，李士群又投靠日本人，后成为汪伪特务机关负责人。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关露利用与李士群一家的关系，打入李士群的汪伪特务机关76号，进行搜集情报。

通过在上海、香港的情报网，获取了一些重要的绝密情报：潘汉年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特殊手段，开辟了一条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秘密交通线。他勇敢机智，深入虎穴，周旋于日军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以及国民党势力之间，在隐蔽战线上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潘汉年通过在上海、香港建立的各种情报网，先后获得了许多重要的绝密情报。尤其是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的情报。根据这些情报，毛泽东写下了《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的党内指示，揭露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的企图，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1941年6月13日获得的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战略情报，使苏联早日进入战备状态；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苏联在获知情报后，立即将东线防御日本进攻的兵力调往西线，防御德军进攻。

派遣被称为“五重间谍”的袁殊成功打入日伪内部：潘汉年还和日伪方面建立重要战略联系，通过中共情报史上的“五重间谍”袁殊成功打入日伪内部。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1929年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文艺新闻》。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洪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这在中国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最多面的间谍。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有相当的日本关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于是亲自登门拜访。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使中国军队方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留了下来。他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和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炸毁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也成为其中一员。后来在潘汉年的指示下，袁殊成立了“兴亚建国委员会”，担任主任干事，并担任“兴建”会机关报《新中国报》、杂志《兴建》社长。潘汉年又动员进步人士去报社和杂志社担任要职，安排情报人员到岩井公馆当秘书，在公馆内设立了秘密电台。日本的情报机关就此变成中共可靠的情报来源。“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总部里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中共地下党员。袁殊以兴建总部负责人的身份，打入汪伪政权，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取得了列席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资格。自然，这个会议的情报，很快就送到了潘汉年手中。当时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隐蔽战线工作的任务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有袁殊进入日本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而且延安由于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3方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与变化。于是袁殊利用这个机构将大量情报发往延安。

派遣中共情报人员张子羽打入大汉奸周佛海的“周公馆”。1942年底，潘汉年指示中共情报人员张子羽从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部潜赴上海，利用早年与周佛海的关系，与周联络，并获得了不少关于日伪方面的有用情报。同时，潘汉年还通过华克之同他的“知交”任庵的关系，打入周佛海的“周公馆”，获取了有关周佛海的重要活动情报。1945年春，任庵得到蒋介石的绝密指示：“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周收编、整编沪各地伪军，以备后用。电报内容通过潘汉年转交延安。延安得到这个电报内容后，中共中央即在报上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