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交通运输部公布的《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份子钱”由出租汽车企业、行业协会与出租汽车驾驶员、工会组织平等协商。记者近日获悉,滴滴快的正联合上海市有关部门和传统出租车公司,以组织“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社”的形式,试水以服务费取代“份子钱”或挂靠费的出租车管理模式。 取消份子钱是出租车行业改革的大势所趋。从外部竞争看,随着网络约车服务的兴起与普遍,出租车行业面临着极大冲击,若出租车行业不主动改革,不仅出租车司机将不堪重负,出租车行业也将陷入经营困顿。这是科技的力量,想回避和阻止不太现实,或者,必然代价巨大。从内部诉求看,当出租车司机收入减少时,份子钱的压力,以及对份子钱的抱怨就会增加,再想通过增加份子钱的方式,保证出租车行业的暴利,显然不再现实。即便,出租车企业想厚脸皮地维持现状,出租车司机也已经不太可能顺从。 但是,各地对于取消份子钱却态度不一,人们分析的原因是,相关部门和出租车企业对传统暴利模式的依赖与依恋。份子钱说复杂很复杂,有其历史成因,有其繁杂构成,但是说简单也简单,份子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有限资源谋取垄断利益的载体和工具——因为出租车牌照资源有限,获得出租车牌照资源的企业,便可以设置一个名叫份子钱的东西,光明正大地获取暴利。这是份子钱被诟病的根本原因,现在不取消份子钱的原因自然也是如此。这个原因其实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当然,出租车企业不会承认,留恋出租车许可权的部门不会同意,他们认为份子钱是实现对出租车行业有效管理的必然制度。言下之意,没有份子钱,出租车行业就会乱。 出租车行业当然需要管理,而且相对来说,个体出租车司机比出租车企业的司机难管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份子钱就难以取消。一方面,实现管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权力管理,以权力的行使和强制保证秩序,一种是自我管理,以主体的自觉和参与保障运营。虽然,权力管理的好处是统一整齐,但在涉及市场问题时,权力思维与市场思维的脱节,就可能造成权力管理的滞后,以及垄断的出现,当然也可能因为对权力制约的有限,而出现寻租现象。这些问题,在出租车行业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 其实,人们呼吁出租车改革并不是不要管理,而是希望简政放权,以自我管理代替大部分权力管理,以行业协会代替出租车企业,这并不是不能做到的。在国外,这样的模式早已有之,而且运营得非常不错,出租车司机和乘客都得到了实惠。即便,这种放开暂时会出现问题,也可以通过严格的自我监督和有效的外在管理,予以消除和解决。 在这一点上,上海已经走到了前面。首先,新创的出租车公司已经旗帜鲜明地取消了份子钱——以服务费代替份子钱,这对出租车司机来说是一个盼望已久的福音,同时也是撬动出租车行业整体改革的破冰之举。如果没有出租车份子钱的取消,任何出租车行业的改革都可能是“隔靴搔痒”——份子钱本来就是改革的靶子,是改革绕不过去的关卡。其次,新创的出租车公司也没有忘记加强管理,既然新的线上技术已经可以直观地呈现乘客对出租车司机的评价,那么就不妨引入这种评价,让乘客的话语权直接转化为对出租车司机的评价权,这反而比以前出租车企业所谓的管理与评价来得更直接透明。放权并不是放弃监管,职能部门的作用应该在问题发生时体现出来,所谓“一放就乱”,通常不过是为了留住权力而有意夸大。 出租车行业的改革舆论已经形成,方向也已经明确。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地方愿意走到前面,进行大胆的探索和改革。因为迈进一步,就意味着对暴利模式的放弃,意味着站在原有出租车模式的对立面,成为那些既得利益者的敌人。等待观望与原地踏步无疑是一种更“安全”的姿态,所谓“枪打出头鸟”,在关键时刻,明哲保身成为一种首选。让人欣慰的是,杭州、上海等地探索取消出租车份子钱,改革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这也充分说明,关于出租车行业的改革最欠缺的不是智慧、共识、路径,而是勇气和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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