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清单”不是基层治理免责牌

【定出政府的“不可为”，正是在法规完善、公共服务、调研决策、事后监管等方面标记出了更明确的“可为”】

不久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国务院正式印发。从今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部分地区将开始试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2018年起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与正面清单制度相比，负面清单制度旨在变政府规定市场主体做什么，为市场主体“法无禁止皆可为”，变政府权力可以在市场四处伸手，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一退一进，呈现出更开放、更市场的管理方向。对于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激发市场活力、让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具有重大意义。

推行负面清单制度，有助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跟市场准入相关的行政审批权，一直是政府的核心权力，各种“跑路子”“批条子”，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因而成为“自我革命”的重要课题。负面清单为各级政府建立权力清单提供了清晰的参照物，也为推动行政审批制度乃至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抓手。由于负面清单制度以法律法规的适用性和规范为主要依据，这就意味着，行政权力在市场准入管理的运行，也将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

过去，不同地区在市场准入阶段和准入后实施的管理政策方面，标准不一，措施不一，由此出现了重对外开放而轻对内开放、对内贸易壁垒丛生等现象。即将推行的负面清单制度，不仅适用于外商投资领域，也适用于内资投资领域，可以为所有市场主体提供平等“国民待遇”，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规则，为内生型经济发展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推行负面清单制度，还有助于拓展中国经济空间的全球布局。目前，全球自由贸易协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面临新的不确定风险。应对这一挑战，既需要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自贸协定尽快产生预期效益，也需要加快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间的投资协定谈判进程。事实上，在近年中国与美国等国的投资协定谈判中，如何定义并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始终是焦点问题。在国内试点探索出切合实际情况的“禁止准入类”和“限制准入类”名单，能够帮助中国提高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自贸协议层级，增强在投资协定谈判中的说服力。

有人担心，推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否会重蹈“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惯性怪圈。恰恰相反，负面清单是根据经济运行情况不断调整的动态名单，让法治说了算，让市场说了算，这样的管理不仅不会出现“死”和“乱”的波动，反而会走向更加规范、更利于创新的新局面。

真正要担心的，是“不作为”心态。负面清单，不是基层治理的免责牌。定出政府的“不可为”，正是在法规完善、公共服务、调研决策、事后监管等方面标记出更明确的“可为”。如果治理者还是“有利则为，有难则推”，必定将影响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效应的充分显现。可以想见，市场的开放，一定会刺激经济迸发新一轮的活力，也将面临全新的机会和挑战。各级政府亟须进一步落实改革任务，在市场化改革的大河奔流中奋发有为，为开放型中国经济的未来，努力营造一个监管与营商互相适应的新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