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可安放，“飙车党”才能不解自散

一飙车党占据着机动车道，准备出发。

近日，榕城深夜出现两轮飙车族，车手逾千人，多为中学生。他们主要集中在两个年龄段，即14岁到17岁和18岁到22岁，前者几乎为学生群体，后者多为社会青年，其中男性占了90%以上。（11月25日《福州晚报》）

未成年人、非法改装机动车、违反交通法规飙车、扰民、交通安全隐患……这些，都是少年“飙车党”们撕不去的“标签”。要从根源上消除其带来的社会危害，不仅要对其严加管理，更要让飙车少年的青春有处安放，则少年“飙车党”才能不解自散。

少年“飙车党”的构成，以外来务工子弟为主；其学习成绩，大都一般或较差。从家庭的角度看，父母作为打工者，更多时间忙于养家糊口，客观上造成对孩子的关爱、看管不够、家教不力。从学校的角度看，因户籍、教育制度的原因，这些打工者子弟，大多只能进入教学水平较差的私立学校，其学习积极性与自信心不高；学校管理也相对不甚严格和规范。从社会的角度看，外来务工者子弟，在他乡的城市里，其地位就像一叶浮萍，其自我心理认同感差，不自觉地会有低于当地人的感觉。不平等的感受下，会产生出自卑心理。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下，更会让青春期的他们，野草般疯长出逆反性极强的心理。

青春期的叛逆思维，会让这些孩子表现出逆于常规与常态的行为，以显示其不成熟的表现欲和存在感，换来青春自卑心态下的表面化反抗。对其加强管理，当然是其中的重要之策，但一味地强压硬堵，却很难从根子消除病因；相反，还很有可能像踢皮球一样，其反弹力更甚，危害更大。因此，对青春叛逆期的“飙车党”，既要堵，更要疏。

其一，对打工者家庭而言，城市应在户籍的居住权方面，逐步给予他们应有的平等公民权，不让打工者家庭总有“二等公民”的感觉。其父母也应多挤出些时间，把心与爱，多分享给自己的孩子，不将终生悔恨留给未来。

其二，在受教育权方面，逐步改变将打工者子弟只分配于私立的教育水平差的学校的局面。

其三，让少年“飙车党”没有条件改装车，也应是管理者的重要任务。像对非法改装机动车的经营者、零配件提供商等，就要依法管理与严惩。对于少年“飙车党”中的核心组织者，特别是社会青年中的组织者，要严加管理与处罚，给在校的中学生树立反面典型，做到警钟长鸣，才能达到见微知著、以小击大的良好效果。

从根子上、从主客观环境上，我们的社会都能给予少年“飙车党”们以青春安放之地，则他们飞扬的青春，就不会轻易越轨、超速和翻车。

精彩短评：

治青少年飙车须点亮监管“长明灯”

飚车管理难，难就难在夜间出没。既如此，那就应该从强化夜间执法入手。如果执法“亮度”能够照得它们无处躲藏，还会如此嚣张出没吗？之所以飚车一族不减少反而在不断壮大愈演愈烈，恰恰暴露出了相关部门在执法能力和技巧方面的欠缺。也许当地也有偶尔的夜间执法，或者也时不时地来一次整顿行动，但对待飚车一族，这个“亮度”显然不够。既要让夜晚执法常态化，也要畅通举报渠道。这需要多部门协同发力。（晴川）

竞技市场可以适时介入

曾轰动京城的“二环十三郎”陈震，在法律的惩戒和教化下，驶离“非法赛道”、成功转型为赛车手。归根结底是给理想找到了“钥匙”。在体育竞技风生水起的黄金时代，政府若能提供舞台，引导资本与赛车竞技体育（半）职业化结合，未必不能将违法的“飙车党”教化为职业赛车手。（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