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主权：全球网络空间新秩序的中国主张

2015年12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系统的阐述了中国对全球网络空间的主张和看法。其中，强调尊重网络空间里的国家主权，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构成中国主张的全球网络空间新秩序最重要的特点。中国的主张，系统体现了新兴大国对信息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最主要使命——构建全球网络空间的秩序与结构——的核心观点与看法。

网络主权，即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延生、投射、发展与实践，是信息时代国际体系面临的历史任务。自1648年以来，主权原则构成支撑、维护与保障国际体系正常运行的最重要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从1648年至今，人类社会经历的各种实践最终证明，必须建立以尊重主权为最大公约数的游戏规则，才能有效地保障国际体系的和平与安全。70年前的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初，尊重主权即作为最重要的国际准则，被纳入其中，并由此支撑起运行至今的国际体系。作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中国强调网络主权，是在网络时代践行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基本准则，维护国际体系安全与稳定的具体表现。

在前网络时代，主权原则的实践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历史发展的经验看，第一批倡导主权原则的先发国家，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用主权原则保障自身权益，尤其是在面临来自教廷的普世权力压力时，保障国家独立性的问题。但当这个问题历史性地解决之后，发达国家并无意自觉让实力弱小的行为体自发获得主权保障，扩张与反扩张，侵蚀与反侵蚀，损害与保护，贯穿国际关系史的始终。即使在有了联合国之后，相关的争论与博弈也始终没有停止过。

从诞生之日起，主权就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对内，主权意味着对领土内事务处理的至高权力，包含对合法使用暴力权利的垄断，以及面对外来干涉的自主抵制。这一需求，历史上是通过《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中规定“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各诸侯国无论大小有权自主确定其领地内领民的宗教信仰”而体现的，尽管那时还没有互联网，也没有全球网络空间，但抵制来自普世教权对领地内信仰问题的干涉，天然地成为了主权原则要实践的优先任务。对外，主权意味着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法理基础上一律平等。长期以来，对主权的认识，主要聚焦于对内主权的至高性，而较少实质性的涉及对外主权的平等性问题，尤其是在构建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具备实力优势的欧美先发国家，并无意过度强调主权原则，以避免构成对自身对外扩张战略的法理阻碍。只是在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之后，才得以收敛。

主权原则的适用范围，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具体时空环境下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活动空间从传统的领土空间，扩展到了更加广阔的非领土空间。这类非领土空间，包括海洋、天空、外层空间、极地、电磁波谱等。如何构建这些非领土空间的游戏规则，始终有两种竞争性的指导原则。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倾向于“先占者主权”原则，认为在这些非领土空间中，行为者可以依靠自身实力的强弱，先来者先占，获取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利益，而无需考虑实力相对弱小者的利益诉求；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人类共同财产”原则，认为应该遵循主权平等原则，无论实力强弱，都有权平等享有从非领土空间获益的权利，即使暂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也应该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进行保留。最终，国际社会对非领土空间游戏规则的确定，还是达成了建立在尊重主权原则基础上的基本一致。

主权原则在全球网络空间的适用问题，是一个重要但没有得到相应重视的问题。从21世纪初期开始，国际社会即开始关注高速扩展的互联网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网络空间如何有效治理的问题。具备先发优势的美国将互联网以及随着互联网扩展而形成的网络空间看做是战略工具，1995年美国国防部分管特种行动与低烈度冲突的副部长办公室战略评估助理修特即提交了《互联网：战略评估》的机密报告，这份2007年前后解密的报告指出，网络空间“是实施心理战等特种行动的空间。……通过投放特定类型的信息，可以让受众采取美国政府希望他们采取的行动。……原先美国政府必须通过派遣特种部队（渗透、煽动和组织）才能实现相似效果，现在可以避免人员损失的风险，也能降低美国政府直接介入面临的政治风险。”

国际社会对全球网络空间置于霸权掌控之下也早已表现出了担忧，2003年联合国组建的互联网治理工作组提出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网络域名解析系统的根服务器、根区文件和根区文件系统事实上处于美国政府的单方面掌控之下”，从那时，国际社会就开始启动了网络治理国际化的进程。就本质而言，这涉及两种有关如何在网络空间实践主权的主张：美国政府偏好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本质上是排除其他主权进入网络空间，保障全球网络空间及其关键基础设施处于美国单一主权掌控之下，这是一种名为互联网自由的霸权主张，核心主张，是通过形式上的淡化与实质上的强化，来追求扩张美国的主权管辖范围，挤压其他国家的主权管辖空间的目标。国际社会追求的是建立在主权平等原则基础上的治理新秩序，但因为力量分布，技术发展与既定游戏规则等多种因素，长期未能得到有效的实践。

中国自1994年接入互联网以来，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同时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以尊重主权平等原则为核心诉求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新主张。这种主张的形成，与来自美国的刺激，即美国凭借自身先发优势进攻性的使用互联网服务于美国外交战略，存在密切的关系。这种刺激，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政治上，2010年1月8日，全球青年运动联盟的联合发起人之一利伯曼在赫芬顿邮报实名发表文章，称“脸谱、推特和优兔是外交的工具”，介绍了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于1月7日邀约包括谷歌总裁施密特、推特创始人杰克多西等在美国国务院探讨用新媒体社交平台在全世界推进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民主的战略构想。在此基础上，美国政府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了后来被称为“互联网自由”的网络外交战略，以进攻性的姿态在广大地区实践。这种实践的后果，包括显著改变中东地缘政治的阿拉伯之春等，展示了无视网络主权，滥用技术优势，推进网络霸权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

在安全上，201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斯诺登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棱镜”项目，以无法否认的证据证实美国如何在全球网络空间实现高度进攻性的全面监控；而美国政府在2015年5月颁布的国防部网络行动战略中，将攻击和瘫痪主要竞争对手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战略选项，纳入美国网军的建设目标。2015年7月31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中，匿名美国政府官员公然承认美国在中国大陆的计算机网络中放入了数以千计的植入装置，用于监控中国的网络。2009年前后，美国对伊朗离心机系统实施的奥林匹亚行动，更显示美国在研发、部署和使用网络武器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在经济上，美国政府依据冷战时期形成的对抗思维，从2013年开始，以披露所谓中国网络商业窃密的方式，系统制造网络时代的考克斯报告，将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归因于对美国实施系统的网络商业窃密，并以此为依据，展开对中国的反制措施，不仅起诉中国军官，威胁制裁中国企业，还努力试图扩大《瓦森纳尔协定》的禁运目录，阻止中国获得提升网络空间防御能力的软硬件和相关技术。2015年10月，美国媒体还对保持和发展与中国经贸合作关系的美国信息企业进行了公开的点名批评。

以上种种战略态势，促使中国关注有效保障和维护网络主权的战略意义，并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战略认识和论述。2014年在巴西国会的演讲，以及发给首届互联网大会的贺词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系统的阐述了在尊重网络主权的基础上构建网络空间新秩序的主张。

中国强调尊重网络主权，核心是尊重各国自主制订相关战略、政策与主张的合法权利，反对将网络空间作为推行单一或者少数国家利益的工具，而不是要阻断信息跨界自由流动。阻断信息自由流动，是在面临外部威胁时的防御性反应，而非主动主张。美国强调互联网能够作为在美国认定的非民主国家实施政权更迭与与和平演变的工具，构成促使被针对的国家阻断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信息流动的直接动因。曾经深度参与相关活动的突尼斯网络活动分子加布里亚于2010年9月17日曾经撰写长篇博客，题为“互联网自由的悖论与阿拉伯的数字活动主义”，指出美国的介入、资助和干预，实质上阻碍而非推进了阿拉伯世界的互联网自由与真正的民主化进程。

中国强调尊重网络主权，目的是确保网络空间能够真正的服务于全体国家的发展，而非成为少数国家垄断的游戏场。美国将全球网络空间看做是蛮荒西部，美国则在其中扮演警长的角色；中国根据自身的经验认识到在信息时代网络空间对国家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指出国际社会应该共同致力于确保网络空间为发展服务，而非为少数国家的霸权利益服务。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美国，真正的研究者也逐渐认识到了主权在网络空间的重要性，2013年9月18日，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哈罗德在美国网军司令部跨部门会议上，发表题为“网络空间的国际法”的主题演讲，明确表示国家在网络空间采取行动时，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的主权。美国学者推动完善的《塔林手册》中，也明确承认主权原则适用于网络空间，国家的主权管辖通过对位于其领土范围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司法关系得到体现。在实践中，美国政府理所当然的认为对美国公司具有司法管辖权，并以此为理由，要求微软公司将存储在爱尔兰数据中心的电子邮件信息提交给美国执法机构。

就此而言，真正的问题不是网络空间是否存在和适用主权原则，而是以何种具体方式践行主权原则，如何构建真正反映主权平等，同时符合信息技术发展内生需求的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的讲话可以视作为启动了“乌镇进程”，后续中国将秉持网络主权原则，在世界范围持续推进如何构建网络空间新秩序的工作，这将是崛起中的中国对世界做出的最主要的贡献之一，也是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秩序变革迈向深入的重大标志之一，值得人们为之努力和奋斗。